前天,我陪我们本家安徽天象集团总裁孔令发在冲绳拜见仲井真知事,今天来到鹿儿岛又荣幸地拜见伊藤知事,一见面我被知事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所震撼。
过去,我只知道国会中有加藤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和民主党总务会长海江田两委会中文,未曾想连知事也走向中国化,能用中文与我们交流了。伊藤知事见了我们孔子后人格外亲切。
他说,日本人最亲近和热爱孔子,并熟知《论语》。希望孔家人帮助鹿儿岛推进与中国的合作与交流。他希望孔令发加强与鹿儿岛的经济合作。看了我的新书《不懂中国人,就没法活下去的日本人》,表示赞成这个观点。他说,中国的强大之能帮助我们日本,如果不去好好理解中国人,知彼知己,日本人就走进死胡同了。所以,我26日去上海为我县上海事务所成立剪彩。
在去机场的路上,我问陪同我们的科学家山村先生:刚才只是接见我们,你为什么不愿意一同参加呢?这可是荣誉的事。
山村笑着说:很熟了,就不想见了。并且,他也没什么真正的权利。你看日本就像株式会社,天皇当会长,首相当社长,其实都说了不算。天皇就是装饰,首相的提案照样在众参两院给否了。所以说,在日本的组织中,很难找出真正的权力所在;只要尽可能地分散,就没有人必须为任何事负起全部的责任,因为没人愿意冒失去面子的风险,有名无实的,不论是公司的总经理或者天皇本人,通常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象征,一种护身符,一个挂在墙上的画像,一个在神社中最神圣之处有如真空的空洞房间。最终的责任皆于这个空洞的空间中;换句话说,无人负责。
虽然真正的权力不明确,但是等级制度本身却非如此,因为人们根据等级制度和团体来界定自己,任何对于这个系统的攻击,等于是攻击他们自己。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一个人欠了自己义理,或者更确切地说,欠自己在等级制度中那个位置的义理,两者经常会变成同一件事。个人失去面子,意昧着整个团体失去面子。因为这不是很清晰,所以人们努力去避免事情的发生,它意味在其它事情上,个人的无能力往往可以被容忍到一个令人惊呀的地步。其它的人会谨慎地替犯错者掩饰。
这个社会的义务、责任与债务,最初主要来自儒学,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完全日本化而变得非常复杂,不再是先前简单的大纲而已。在取决于级别和年龄的、不同层级的人际关系,全都受到不同的规则管制,而这些规则会随时间和地点而不同。
在社会的规范中,存在着数量无限的细微差异和微妙的不同,所有那些不能用比例来解释的。虽然规范是设计来避免不能预料的事情——日本人生活的灾祸——日本人也不会只是个礼貌狂热的机器人,但结果是多数变成日本人所谓的“勘”,也就是一种直觉。
当一个困惑的外国人问日本人。他是如何正确地知道待特定的人该采用什么样的语调,这个日本人会把头歪向一边,从齿缝发出嘶嘶声,强调外国永远不会了解,然后提出“勘”这个字。
在某一方面,他是对的。如果要获得这种敏感性,那几乎必须像日本人一样地被养育,可以这么说,就是将一个人的头脑连结到社会的电脑库中。而规范的国际化,其方式就像基督教道德在多数西方人身上产生国际化一样。可是,当一个日本人拔掉了连接,例如到了海外,这个电脑可能发狂,因为日本的规范不像基督教道德,它不是普遍的用什么样的语调,这个日本人会把头歪向一边,从齿缝发出嘶嘶声,强调外国永远不会了解,然后提出“勘”这个字。
在某一方面。他是对的,如果要获得这种敏感性,那几乎必须像日本人一样地被养育,可以这么说,就是将一个人的头脑连结到社会的电脑库中。而规范的国际化,其方式就像基督教道德在多数西方人身上产生国际化一样。可是,当一个俨日本人拔掉了连结,例如到了海外,这个电脑可能发狂,因为日本的规范不像基督教道德。它不是普遍的——它只适用于日本。
有关义务的问题,会引起他们的冲突。例如,如果欠朋友的恩惠与欠父母或雇主的债相抵触,会怎样?属于某个派系的政客,遭到某人诱惑而深深地卷人一个贿赂丑闻中,为了拯救这个党,他必须被这个党开除,在这种状况下,他的义务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日本人不得不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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