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可以说是“知耻之民”，但“知耻之民”也有不知耻的一面，显示了日本人的两面性。其实人都是有两面性的，只不过日本人的两面性由于反差太强烈而给人特别深的印象罢了。日本现代诗歌之父荻原朔太郎（1866－1942）曾这样谈到自己的民族：

    日本人——是从最卑微庸俗中创造出最为崇高、幽玄之美的民族。是从最朴素的原始性衣食住行中孕育出最高度的文化感性的民族。作为最具现实性的实用主义者，同时又是最喜好风雅趣味的民族。庸人与诗人、本色人与文化人、实用主义者与唯美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与尚武国民的民族。一切都充满了二律背反的不可思议的民族！

    这段文字剖析日本民族性之透辟和深刻让我感到震撼，让我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到的一切不可思议之处都豁然清晰起来。

    日本人的两面性：“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踞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冥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意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儒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其罪恶所征服。”对一位既不懂日语也没到过日本的美国女学者来说，这段话不能不说是显出卓越的洞察力。但若就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而言，则旁观日本人和日本社会，随处都会感觉到种种极端的对立。大到国际关系、民族感情，小到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的细小习惯，日本人处处显出他们性格中顽强的两面性。

    首先，日本人性格中突出地显示出自强和自抑这截然对立的两面。以对美国的态度为例，按理说为那两颗原子弹，日本人应该恨死山姆大叔，但我的感觉恰好相反，日本人非但不恨美国，还对美国心悦诚服地加以崇拜。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军驻扎日本，SCAP（盟军司令部）的权威高于一切，不管是多么难以忍受的禁令，只要有“根据占领军当局的命令”，日本人就唯唯诺诺地绝对服从。毫无疑问，日本人是有服善精神的，谁强就崇拜谁，“胜者王侯败者贼”可以说是植根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信条，这被文化学者归结为日本民族性中的机会主义倾向。不管是多么可恶的家伙，只要他胜了，就得服从他；也不管他使用了什么卑鄙手段，只要他获得成功，旁人就无话可说。正因为如此，日本人能对昨天还被骂作畜牲的美国人惟命是从。日本人不仅崇拜强者，而且善于学习强者。正是这种精神，始终激励日本人自强，在战后度过最艰难的岁月，建设起一个国力强盛的日本。

    不过话也说回来，自强和自抑也有另一面，那就是自大和自卑。现在的日本人，虽然比欧洲人更富有，但内心深处对欧美却怀有很深的自卑感。岛国环境造成的生活质量的差距（比如居住条件等）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深的乃是文化传统甚至人种上的自卑。这种自卑由来很久，最近也可以上溯到战前福泽渝吉的“脱亚入欧”论。

    荷兰是第一个占领日本，打开日本国门的欧洲国家，日本人认为荷兰入侵对日本近代的开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研究荷兰的学问——兰学，也因此在日本的学术中占有特殊的位置。明白这一点，荷兰留学生的特殊荣耀就不难理解了。

    日本人的两面性在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上有很惹眼的表现。在中小学里，黑人和亚裔的孩子常会受到欺负，而这种情况发生在白人孩子身上则较少。儿童的这种歧视当然是来自成人的影响，其实我们中国人对待其他有色人种（白人发明的这个词真是很可笑，仿佛他们自己是透明的）同样也有歧视的态度，当一位黑人青年携中国女友上公共汽车时，你能感受到周围乘客鄙夷的目光。但中国人的歧视绝不敢像日本人那样明目张胆地表露。

    有一家电视台搞了一个节目叫“外国人目睹之怪现象”，请一帮老外述说各自在日本看到的奇怪现象。当一位黑人来宾提出孩子在学校受欺侮的问题时，一个做嘉宾的日本电影编导兼笑星竟说：“作为家长，你应该先告诉孩子，他是黑人，到学校可能会受欺负，只有自强，处处胜过别人。”在场的外国人一片哗然。一个黑人学生怒不可遏，冲下席位要饱以老拳，被其他留学生抱住，现场大乱。如果这不是那位嘉宾故意作噱，以制造戏剧效果，那么他简直就等于教黑人承认自己低人一等，天生该受欺侮。这怎么能让人容忍呢！

    在日华人都说，日本人是崇尚强力的，弱肉强食在他们看来是很自然的结果。这让我想起鲁迅关于主子和奴才的议论，当奴才成为主子以后，他绝不会平等地对待别人，而必定奴役别人。因为在他们眼中，人只有两种，一种是主子，一种是奴才。这其实也是中国人的根性，想想某年春节晚会的小品，当赵本山用越洋电话对留学生儿子说“等咱们富裕了，也让美国人来给咱洗盘子”，台下爆出的那热烈掌声。

    日本人的两面性，在差别的问题上也表现得很突出。众所周知，日本一直在致力于建立一个无差别社会，初来日本的人很容易感受到日本在缩小社会差别方面所作的努力。的确，在日本不光媒体高唱建立无差别社会的口号，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规章制度也明确指向这一点。大到征收高额遗产税，缩小贫富差距，小到中小学生着统一的校服，用同样的书包，无不在消减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有助于无差别社会的形成。

    即使日常生活中的习惯，也可于细微处见出日本人的无差别意识。比如倒茶，中国人拿起茶壶，一杯倒满再倒另一杯；而日本人是每只杯子倒一点，轮流着斟三四遍，直到杯满为止。如此斟茶，各杯一样浓淡，是谓无差别。削苹果，中国人一般是先去皮，然后一片一片削下果肉，削的人自己把核啃了；日本人则是去皮后先从中剖成几瓣，然后一瓣一瓣削掉核的部分，这样削出的果肉质量均等。中国人到日本后都改成这样削了，尤其是在招待日本人时。初见这样削法，我问如此岂不麻烦，他们说这样削每块的甜度都一样。

    无差别的意识竟贯彻到如此细微之处，我佩服日本人的周到。

    可是这种无差别只是体现在细小处，而且是在日本人内部，一旦涉及到日本人和外国人的公共领域，差别立刻就出现了。日本人的岛国根性使他们对自己的一切，从市场、就业资源到行政参与权都刻意保护，一概排斥外国人，根本无所谓“无差别”可言。比如国立大学的教职，法律明文规定不得聘请外国人出任正式教授，外国人只能担任“外国人教师”，到上世纪末才设“客员教授”的职位。在日本，凡外国人一律都称为“外人”——中国人叫“老外”是亲切，日本人叫“外人”那是真正“见外”的，这一点他们自己也很清楚。

    尾崎茂雄《美国人与日本人》一书说：“至今日本人所谓的‘外人’是指海外来日的各色人等。日本人这种意识似乎始终都很强烈，日本人是‘自己人’，非日本人或非‘自己人’即‘外人’。”外国人即便取得了日本国籍，仍不会被看成日本人，仍旧是“外人”。如果你对日本人说你妻子原是美国人，现在是日本人，对方一定会理解为你与美国妻子离了婚，又娶了个日本女子，而决不会认为你的妻子入了日本籍。

    由于日本人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意识，“日本人”的概念几乎与国籍没什么关系。外国人入了日本籍，还是很难在大公司和名牌大学得到重要的职位；即便是国际色彩浓厚的旅游业，也只能在分公司担任些低级职务，一到总公司决没有“外人”插足的份儿。多年来标榜“国际化”，建设“无差别社会”的日本，在上世纪末，只为一纸“地域振兴券”，就让外国人寒了心。1998年底，为刺激不景气的消费市场，日本政府发给15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国民每人两万日元代金券，号称“地域振兴券”，而外国人无与，外国人似乎只有纳地域振兴税的份儿。

    日本人的国民性里还有一个很鲜明的特征，就是不愿给人添麻烦。日语添麻烦叫‘邪魔”，邪魔别人被认为是很严重的事。田中角荣首相当年访华时，为侵华战争向周恩来总理道歉，据说是用了“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的说法。中国人听了都很愤怒：侵入中国领土，杀了那么多人，怎么只是“添了麻烦”呢？后来我看到一位在日华人的文章说，“添了麻烦”的说法在日本人不失为一种郑重道歉，因为日本人把给人添麻烦看作是很严重的事。姑不论处在田中角荣的位置，那样表达是否合适，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不愿给人添麻烦，则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日本人做工作，必尽力把自己份内的活儿做干净，决不留一点尾巴，给下道工序的人添麻烦。这是许多中国人深有体会的，也是他们和日本人合作最愉快的印象。

    然而，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日本人，也常有给人添麻烦的时候。就不要提深更半夜呼啸掠过你窗外的“暴走族”了，就是善良之辈，也有不断麻烦你的。比如老是有人将各种宣传品塞进你的信箱，害得你隔几天就要处理一次废纸。而处理起来就不像他塞进来那么简单了，得赶上收废纸的卡车来。车来时奏着音乐，可等你听到音乐退出去时，它已经转过几条胡同了。

    相比较而言，广告还不是最头疼的，最要命的是总有各色人等上门来打扰，一会儿是拉保险的，一会儿是劝订报纸的，一会儿是帮你检查房子督促你整修的，一会儿又是为残疾儿童募捐义卖的，还有传教的、劝你入会的……你只要大门没锁上，他拉开门就进来了，然后站在纸障子外面叫“邪魔”。只要你不上班，每天都要被“邪魔”几次。还有讨厌的电话。国际电话公司为了竞争，常来电话劝诱你打他们的公司，你打了他们会来电话感谢你，告诉你他们要送你一份中文报纸；如果你没积极打，他们又会来电话提醒你；你打的金额不够，就来电希望你多使用，以便获得赠送的礼物。像我这种在家工作的人，自然就得天天应付这些“邪魔”。

    日语里有些汉字用得真是生动，“邪魔”就是一个。那些老来“邪魔”的人，真正是邪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