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城市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谷歌前高管雨果 巴拉在2014年1月的一次采访中坦言，他之所以辞去在硅谷的工作，转投中国小米公司总裁雷军的麾下，是基于一连串令人激动的数据，比如：过去八年里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了三倍，中国至少有122位亿万富翁，股市上涌现大量完成IPO的企业，互联网销售达到海量规模，等等。

可想而知，这样的发展必定伴随着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已经迎来规模空前的竞争浪潮，而且未来几年里竞争的激烈程度不会减弱。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测，未来二十年里将有三亿中国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这势必导致对有限资源更加激烈的争夺。你只要稍不留神，马上就有人抢占公交车剩下的最后一个本该属于你的座位，或者喝掉你的最后一杯凉水。

在残酷的竞争浪潮中，我们以成功衡量一个人的价值——马化腾、雷军、马云等名字家喻户晓，而对成功的向往也使“工作狂”的模式受到推崇。人们普遍认为，“比别人更努力地工作”才是志向远大、富有进取心的表现，是通往成功与财富之路。可是当成功人士接受采访、被问及家庭生活时，我们又很有可能看到他们落泪，表达对家人的感激与歉疚——他们牺牲了陪伴家人的时间，才取得今日的成功。

可见当前的发展趋势虽然令人激动，但也有其病态、危险的一面。在那些闪光的数据背后，整个社会都付上了惨重的代价，包括离婚率飙升、忧郁症患者和自杀人数日益增多、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日益下降。越来越多的人生活令人无法忍受的高压之下。如果你在《中国日报》的英文网站输入关键词“白领”、“压力”，网站上会弹出整整三页的搜索结果，内容包括：上海94%的白领面临不同程度的健康问题、自杀热线电话响不停，等等，全部都跟经济发展带给社会的负面影响有关。

回顾往年的数据，不难发现因压力患病的人群的比例每年都在递增。来自哈佛医学院和梅奥医学研究中心的大量研究表明，压力导致了90%的疾病。梅奥医学中心指出，压力会造成高血压、心脏病、肥胖和糖尿病等等。近来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压力与癌症有关。在各种形式的压力中，慢性而长期的压力尤其值得关注。美国心理学会的研究指出，冠心病的高发病率与工作紧张密切相关；持续的压力会让人“小题大作”，引发头痛等毛病，消耗一个人的健康；长期处在压力之下的人一旦患病，承受的压力就更大，以致疾病难以痊愈。

尽管承担着巨大的压力，甚至为之付上了高昂的代价；尽管不断飙升的房价让许多人对自己努力的价值产生怀疑，甚至感到绝望，但还是很少有人停下来追问自己到底在追逐什么。大多数人往往都是随波逐流，唯恐落在人后。

在这种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教会、寺庙以及各种礼拜场所，希望能治愈他们饥渴的灵魂。但目前这些地方还没有足够的专业人员为他们提供帮助。令我们感慨的是，我们来中国就是希望能帮助这些人，可是我们自己却因此不知不觉陷入了压力的困境。

我们在教会是平信徒领袖，这意味着我们要接受其他信徒的咨询，负担教会的许多领导职责，参与教会的重大决定——这方面的职责与牧师类似；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像城市里其他普通的夫妻一样，有自己的工作要做，要养家糊口、照顾孩子。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确实能很好地平衡各方面事情。当时佩蓉还没开始为主流媒体写作。她除了偶尔受邀讲授商务礼仪方面的课，主要的职责还是家庭主妇。她是全家的后勤部长，让为千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和在教会的服侍，没有后顾之忧。这时我们实行的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后来佩蓉外出工作的次数逐渐增多，尤其有时要在周末出差举办大型讲座，或者去推广她的新书，这时为千开始在周末接手佩蓉原先的任务，帮忙照顾家里。用甘陵敦博士在《领袖的养成》一书中所用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交替性事工模式”——夫妻两个人都要承担外部的工作和教会的事工，因此将时间错开，轮流照顾家庭。[1] 但后来需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为了互相配合，我们的日程表变得越来越复杂，夫妻俩承受着来自工作、教会、孩子和社区服务等各方面的压力。我们每天都疲于应付来自各方面的需求，生活越来越被动。我们经历了罗兰·克劳彻牧师在“事工中的压力与精疲力竭现象”这一研究中描述的那些困扰牧师家庭的压力。这些压力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

缺乏明晰的界限

我们的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数不清的人带着他们各式各样的问题来到教会寻求帮助，因为他们无法从社会的其他渠道得到帮助；而且大多数人都是等到危机爆发以后才想起要找人咨询，这时摆在咨询师面前的就是一个烂摊子。而我们即无法规定接受咨询的时间，也无法提前对他们的问题进行筛选过滤，只能硬着头皮应对不断涌现的问题。

教会的工作狂风气

在中国大多数教会里，我们的工作方式都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我经常听到牧师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基督徒的数量日益增长，因此我们要在侍奉中为主燃尽自己，帮助那些迷失的灵魂。因此，那些牺牲个人生活、辛勤工作以致积劳成疾的工人往往被美化成自我牺牲的英雄，因为他们将别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先；而那些试图保护自己的界限、对某些事情说“不”的人则可能被贴上自私的标签。对我们而言，我们来中国本来就是为了服务他人，如果我们对许多迷惘沮丧的人说“不”，自己也会觉得非常歉疚。而且许多人确实遇到了困难，比如那些濒临离婚边缘或正在忍受家庭暴力的人——如果他们向我们求助，我们又如何忍心拒绝呢？

时间管理问题

别人往往认为佩蓉有很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因为她不用上班，这导致她不时受到“打扰”。我们试图留出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和家人相处，但教会服侍往往正安排在这些时段，包括各项预算会议、小组带领人培训、祷告会以及音乐排练等等，因此为千在这段时间里也常常被预约。我们越来越难以平衡“正常”的家庭生活与教会服侍之间的关系。

多重角色

我们两人都身兼多重角色，包括老板、员工、作者、讲员、父母、儿女、爱人、仆人、领导者、志愿者。在不同的角色中，他人对我们的期待也不一样。有时作为领导者，我们必须作出决策，为其他人指明努力的方向；作为仆人，我们又必须服务那些我们带领的人。不同的角色之间往往会起冲突，要扮演好所有角色谈何容易。

捉襟见肘

佩蓉原先的职责是协调家庭日程表和全家的各项工作，现在却因为身兼数职，不时要外出工作，有时无法顾及自己原本的职责，反而要为千代劳。

背负他人的重担

我们除了为家庭、婚姻遇到问题的人提供咨询，往往还会在事后不时想起他们，为他们祷告，和他们交朋友，在家里接待他们。他们的负担往往也成了我们的负担。这让我们越来越难将家庭生活与对他们的服务分隔开来。

被视作完美人物

尽管我们试图向他人坦陈自己的弱点，但还是不断被当成学习的楷模。我们越是强调自己是和其他人一样的罪人，就越被视为“谦卑”，越受人尊敬。身边会指出我们缺点的人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多的需要挤占了我们与导师会面的时间。这导致我们难以认清自己。

个性问题

我们的完美主义倾向和A型性格（好强、容易急躁的性格）导致我们总是试图控制局面，将自己置于压力之下。

为千与佩蓉的自白：

（为千）

商人永远在马不停蹄地与别人竞争。“稍一打盹，错失良机”已成为每位企业家的信条。如果你不挣钱，你身后就有成千上万的人争抢你的机会，而且不惜任何代价。这是一场通向死亡的竞赛。这一切的意义何在？我并不是因为缺乏上进心才说这样的话。相反，我热爱的我的工作，也享受与其他人一起工作的过程。我精力充沛，正处于事业的巅峰，经常出现在大型新闻发布会和电视银幕上。但我的内心深处却敲响了警钟。我明白，我身边很多人遇到的问题不是工作与生活如何平衡，而是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休息，要做的事情太多，根本来不及停下脚步——也许有孩子的人会好一点，至少他们会考虑要陪伴家人度假。我绝不希望有一天家人接到从医院打来的电话，说我已经“倒在”工作岗位上。是时候从疯狂跑步机上跳下来了。

（佩蓉）

自从参加教会的志愿活动以来，许多事情开始挤占我的时间，因为总是有绝望的人祈求帮助，总是有需要动手术的孩子，总是有濒临瓦解的婚姻，总是有人需要找我咨询。一旦我花大量时间接听求助电话，或是在微博上接受他人咨询，我性格中的完美主义和工作狂倾向就开始占据上风。我不由自主地想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以致疏于照顾自己和家人，甚至晚上会因为挂心那些我辅导过的人而难以入眠。幸好家里的每个人都能体谅我，乐意帮助我渡过这个阶段。我也很想保护自己的界限，很想说“不”，很想好好睡上一觉，但这一切却变得越来越难。

正如闻道乐牧师在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血清素已经耗尽，目前越来越依赖肾上腺素应对高压的生活。我们正急速朝“精疲力尽”的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