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还没有实行义务教育，上中小学是要交学费的。上海公办小学每学期的学费为六元，公办初中每学期学费为十二元，另加预收三元书簿费，等学期结束后多退少补。尽管学费低廉，但当年职工工资不高，技术工人月工资多为六七十元，再则当年鼓励生育，每个家庭有五六个子女是很平常的，五六个子女要在同一个月里缴学费书费，对家庭的日常生活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为了缓解这种压力，当年的学校及家长工作单位也制定了相应政策，采取了不少措施。记得主要有减免费、分期付款和子女教育贷金三项。

家庭收入低，就学子女多的，可以申请减免学费。减免学费直接减少了学校的收入，增加了政府对学校的补贴，所以审批比较严格，通常是在前一学期复习迎考时，班主任就会发放申请表，要详细填写家庭人口，就学情况，收入状况，还要交父母双方单位领导填写意见，加盖公章，并要居住地居民委员会填写意见，加盖公章，有时班主任还要上门核对情况。减免学费有两个档次，特别困难的是全免，一般困难的是减免一半，对折收费。一个家庭中有几个子女就读的，在学校间、班级间还要做点平衡工作。审批结果通常在放假前告诉学生，明确下个学期要缴费多少。

减免学费的审查是很严格的，记得有一位同学，父亲工资不高，母亲无业，家里有几个孩子就学，于是提出了减免学费的申请，填写了申请表格后，结果没有批准，原来到其父亲单位核实时，发现有亲戚在他家搭伙，母亲尽管无业，但也能通过为亲戚烧饭，还可以有点实际收入，减免学费的事就这样黄了。

分期付款的申请，也要在前一学期结束前提出，班主任会在班级里发表格，大多数同学都会领取表格，提出申请，因为那年头经济条件普遍不好，且每家每户都有几个子女要上学。由于分期付款并没有影响学校的总体收入，没有动用公共资源，审批就比较简单，班主任签署个意见，学校就可以决定了。

学费分期付款通常是分两期，开学前缴费一半，到期中考试时再缴一半。那时也不象现在那样顾及学生的面子，班主任会在教室里公开提醒大家要缴费了，甚至会指名道姓地一一催缴，把学生弄得很难堪。

对于逾期未缴余款的学生，还会发一张盖有教导处公章小纸条，让学生带回去交给家长。那时当学生的都有些怕父母，特别是在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下去伸手要钱，会惹父母发火，更是有点战战兢兢，甚至有几天不敢把小条子交给父母的。

读小学时，我当过几年班长，老师看到学生几天都不敢把催款通知交给父母，也体谅他们的处境，于是便会把这个送催款通知的事交给我来办。这种事情我办过几次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两次印象特别深刻。一次是去一位女同学家，她学习成绩不好，是上一届留级到我们班的，那天放学后，她带着我去见她父亲，走到家门口才告诉我，他父亲正病着，推门进去，见他父亲躺在床上，从家里的陈设看，家境似乎还可以，她向父亲介绍了我，我递上了小纸条，说明了来意，她父亲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说过几天一定会来缴费的，那个女同学送我出门时，那怯生生的模样，至今还不能忘记。另一次是去一个男同学家送通知，那个同学成绩也不太好，每年升级也是磕磕碰碰的，他从未说起过父亲，不知是去世了离异了，还是犯了什么案子被发配到外地去了，由母亲带着几个孩子过日子，他母亲没有稳定的工作，夏天背着个大木箱走街穿巷卖棒冰来维持生计，他家住在石库门房子的一个三层阁里，房间里没有任何家具，地板上摊着地铺，唯一高出地面的东西就是一只马桶，虽然那年代经济困难是普遍现象，但象他家那样家徒四壁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究竟是来源枯竭还是不善打理，也无从判别，我例行公事地把小条子交给他母亲，赶快逃了出来，倒是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一样。

子女教育贷金是由父母单位提供的，能够提供这项福利的是大中型国营企业或事业单位，象街道工厂或里弄加工组那样的单位是无力提供的。

当年我父亲在大学当教师，每学期开学时也有子女教育贷金可借，然后再每月一元扣回去，当时父亲工资不低，家庭负担也不重，但还是每次都借，父亲说大家都借，你不借反而有炫富之嫌，影响不好。六十年代末，我参加工作后，因为是在国营大厂，也有子女教育贷金这一项目，为缴子女的学费而申请贷款，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充分理由，申请提出来，是不会打回票的。

不久前，我去参加一位老人的追悼会，她的儿子是工程师，在追忆母亲生平事迹时，有这样的一段话，尽管家境贫困，子女众多，但母亲总是精打细算，事先为子女准备好学费，从未有过拖欠。从现在的眼光看，这是本该做到的事，但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能体会到这位母亲的艰辛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