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春，我从静安区业余大学中文专业毕业了，当年秋天，考取了上海教育学院，参加专升本的学习，能够升学，自然很高兴，便去母校探望老师，告诉他们这个消息。

静安区业余大学有位叫吴启珠的老师，是教过我现代文学的，那天她告诉我，教育学院有位刘衍文先生，过去曾被错划过右派，是个很有学问的人，还告诉我，刘衍文先生的儿子刘永翔也曾在静安区业余大学就读，是个很有出息的青年人，她还教过他。

开学以后，我在选修课的征询表中，选了刘衍文先生的《古代文论》课，倒不是我对古代文论有什么特殊的兴趣，完全是慕刘衍文这个名字而选的。

直到上第一次课，我才认识了刘衍文先生，六十多岁的中等个子，梳着大背头，戴近视眼镜，操一口带有浓重浙江口音的普通话，讲起课来声音不但洪亮，而且阴阳顿挫分明，很有吸引力。

刘先生先介绍他自己，是浙江龙游人，师从乡贤余绍宋，结果是余绍宋在旧社会当过几天官，他便有了个勾结旧官僚的罪名，跟着倒了霉。

当时有同学尊称他为教授，他马上纠正道，本人目前还不是教授，而是“等副教授出头”。接着他说了一个故事，说是清朝时，有人出了个上联“替如夫人洗脚”，便有人对了个下联“赐同进士出身”，对得倒还工整，但曾国藩听了很不高兴，因为曾国藩的功名正是“赐同进士出身”。刘先生说，我把它改了一下，改成“等副教授出头”，是不是也很工整啊？他接着说，我之所以还没有评上教授，不是水平不够，而是名额不够，当年划右派，因为人数不够，把我划进去了，当今评教授，因为名额不够，又把我挤出来了。

他在第一节课上说，虽然开的课叫《古代文论》，但仅安排了四十个教时，于是只能讲讲袁枚的《续诗品》。

以后的课，都是围绕袁枚的《续诗品》展开，但刘先生在讲课中阐述了许多自己对社会、对教育的独特见解，这倒是比《古代文论》更能引起我兴趣的地方。三十多年过去了，他讲课时的情景，他的独特论述，还时常会有脑海中浮现出来。

那时文革结束还不久，刘先生是在文革中受到磨难的人，自然会在课堂上讲到文革，但讲的不是自己的遭遇，而是从文化上的反思，记得他讲过，如果哪个美国总统心血来潮，要在美国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话，肯定发动不起来，因为没有文化基础，没有人会来参加，要是当年苏联的斯大林或者是德国的希特勒要发动这样的运动，倒也是搞得起来的，因为有文化基础。

在讲到文化时，他引用了罗素的观点，说是世界上有两个民族的文化最神秘，一个是汉文化，一个是犹太文化。他说历史上有许多外来民族统治过汉族，但最终都被汉文化所同化。蒙古人进入中原几十年就退出去了，还保留了自己的文化，满洲人到中原当皇帝二百多年，结果连皇帝都不识满文了。犹太文化也厉害，犹太人无论到哪里，都保持着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信仰。犹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跑到中国来避难，境遇好了一点就都走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汉文化比犹太文化更加厉害。

他对当时的出版界的低效率工作颇有不满，他说在文革后，他的一部书送去出版，过了好几年，还是没有轮上，所以至今大家还是看不到，接着他调侃说，好在我还年纪不大，有些老先生的稿子送去后，没有等到书出版，人倒先去世了，我看这个出版社，要改名为“遗作出版社”了。

刘先生对当前的语文教学颇为不满，他在课堂上说过，如果教育部委托我来编一部小学语文课本，一定比现在的课本好得多。

刘先生不迷信权威，他上课讲的是袁枚的《续诗品》，他对袁枚是推崇的，但也不全盘肯定，他在讲课中还常常指出袁枚在哪个地方是讲错的。对那些著名的古诗，他也常常会在课堂上提出批评，记得他对“空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就提出过质疑，他说那个“疑”字用得不好，前一句已经确定是明月光了，还有什么好疑的呢？应当改一改才好。

刘先生的知识很广博，他说诗写得合不合韵律，其实是很容易区分的，只要吟诵一下就能鉴别，但现在大家都不会吟诵，反过来用条条框框去套，实在是本末倒置了。他在课堂上给我们吟诵了几首诗，用的是很难懂的龙游话，我们虽然听不懂内容，但象听外国歌一样，依然有一种美感。

不久前在网上查到有刘先生吟诵《圆圆曲》的视频，打开一看，刘先生虽年过九旬，风采依旧，他用龙游话吟诵的《圆圆曲》还是那样动听。

刘先生也向我们讲过八股文，他说八股文只是一种形式，是应付考试用的，不管什么题材，都可以用这个形式去套。他将清人尤侗的游戏八股文《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抄给我们，一一解读，让我们觉得实在是对八股文的一种讽刺。

刘先生还对当年社会上的称谓混乱提出批评，说过去以字作称呼，表示尊重，现在表示尊重便称“某老”，如张老、王老，但人一多难以区分了，不知是谁的发明，把姓名的第二个字也拉了进来，出现了“张三老”、“李四老”这样的称呼，他直呼看不懂。

刘先生主张“尚识”，他认为在学、才、识三者之间，识是最重要的，学是对资料的占有，才是对资料的组织和剪裁，识是独特的见解，这是最重要的，他主张，小学以学为主，中学以才为主，到了大学就一定要以识为主了。

我虽选择刘先生的《古代文论》课，认真听了半年，但对这种门课至今知之甚少，倒是刘先生对怎样认识社会，对怎样做学问的独特见解，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