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上的上海（2）
笔底飞出的车声轮影

文/徐茂昌

　旧上海的著名作家、记者曹聚仁曾精辟地评论：一部上海的历史，“乃是从轿子到汽车的历史”。1901年引入汽车之前，上海经历了由轿子到马车、手推车、黄包车、自行车各领风骚的社会变迁；汽车进入上海后，很长时间，上海的马路上依然激扬着混合各种车轮滚动声的大合唱，而汽车的声调却已经越来越高亢。

　　往日的岁月早已远逝，但上海文人的笔下却留下了那时的车声轮影。据历史记载，1901年引进两辆汽车后，第二年上海又进口8辆汽车，以后便似几何级数地蔓延。至民国元年的1911年，上海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1400辆，最繁盛时期的30年代，上海汽车的总数则已跃为3万辆上下，俨然是个“汽车社会”。于是，作家丁玲的散文《五月》中便出现这样的上海晨曲：“太阳已经出来了。上海市又翻了个身，在叫啸、喧闹中苏醒了，如水的汽车在马路上流……”杨剑花的《上海之夜》则写道：“当你走在车如流水的街心，要记牢‘马路如虎口，当中不可走！’的‘工部格言’。在‘上写字间’‘下写字间’的当儿，汽车串着往还，像一字长蛇阵……”

　　在许多作家的笔下，展现了汽车在当年上海滩的千姿百态：

　　“每日上工和放工的几个时刻，千百汽车连串往来，因为西南一区，既多商家住宅，来回于家庭和办事处之间，汽车之多，是必然的事。”（梁得所：《上海的鸟瞰》）

　　夜晚的上海，“夜风，挽歌似地吹着。从上面望下去，两排街灯无尽绵延着，汽车的前灯像夜海里的探照灯似地互相交织。”（穆时英：《公墓》）“铁道交通门前，交错着汽车的弧灯的光线，管交通门的倒拿着红绿旗，拉开了那白脸红嘴唇，带了红宝石耳坠子的交通门。马上，汽车就跟着门飞了过去，一长串。”（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

　　当把镜头拉近，我们又看清了车的品牌：“奥斯汀孩车，爱山克水，福特，别克跑车，别克小九八汽缸，六汽缸……”有人“开着一九三二年的新别克，却一心儿想一九八○年的恋爱方式。”（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这天堂般的五月的傍晚，有三辆一九三○年式的雪铁龙汽车像闪电一般驶过了外白渡桥，向西转弯，一直沿北向苏州河路去了。”（茅盾：《子夜》）

　　汽车代表了一种现代文明。因此，二十年代胡适在上海演说时，一面批评中国还容忍人力车，所以不能算是文明国；一面就说过，看汽车的多少，可知文明程度之高下。三十年代作家梁得所在《上海的鸟瞰》一文中也阐述说：“坐人力车比坐汽车奢侈得多！因为世上最宝贵的是人的精力和时间，那么，坐人力车既费时间，又耗人力，而汽车只须发动机器、烧多少油，事半功倍，岂不是经济得多吗？”

　　作为现代都市人，自然都会疯狂地崇拜、追逐汽车。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小说《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描述男主人公H与一个摩登女郎相遇时，不忘插入一段关于汽车的“闲笔”：“在马路的交叉处停留着好些甲虫似的汽车。'Fontegnac1929'的一辆稍微诱惑了H的眼睛……”

　　在刘呐鸥的另一篇小说《游戏》中，女主人公不无炫耀地对一个感伤男人说，她的男友就要到这儿来，“他还说来时要买一辆'飞扑'，并雇两个黑脸的车夫送给我哪！”两天后，女郎又打电话给这个男人，赞叹着她的爱车：“要不要来看看我的‘飞扑’。六汽缸的，意国制的一九二八年式的野游车。真正美丽，身体全部绿的，正和初夏的郊原调和。它昨天驰了一大半天，连一点点吁喘的样子都没有，你说可爱不可爱？……”有评论家认为，小说中的这些描写暗示了“这个城市的节奏”，“一个充满飞车和短暂邂逅的都会”。

　　然而，一些顽固的守旧者与汽车文明却格格不入。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一开头便出现主人公、大资本家吴荪甫家的三辆轿车，以“每分钟半英里，一九三○年式的新纪录”去码头接吴老太爷。封建遗老吴老太爷此时“坐在这样近代交通的利器上，驰驱于三百万人口的东方大都市上海的大街”，越来越难以忍受。“汽车发疯似的向前飞跑。吴老太爷向前看。天哪！……长蛇阵似的一串黑怪物，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啵--啵--地吼着，闪电似的冲将过来，准对着吴老太爷坐的小箱子冲将过来！近了！近了！吴老太爷闭了眼睛，全身都抖了。”“一切梦魇似的都市的精怪，毫无怜悯地压到吴老太爷朽弱的心灵上，直到他只有目眩，只有头晕！”

　　在社会的另一端，底层穷苦人也同样厌恶甚至痛恨汽车。许啸天在《马路上一个流氓的哲学》一文中道出了这种穷人的怨恨：“那一辆一辆油壁光辉的汽车，大声吼着骄人的调子，风驰电掣似的在穷人眼前流水似的驶过。车中坐着衣冠楚楚的男人，露出他看蝼蚁一般的眼光来看穷人；车中坐着千娇百媚的女子，又放出她醉人心脾的香味来引穷人。”作家穆时英的小说《咱们的世界》中，小瘪三“海盗李二爷”的自述则更极端：“有时咱们躲在胡同里边儿拿石子扔汽车。咱们恨极了汽车！妈的，好好儿的在街上走，汽车就猛狐丁的赶来也不问你来不来得及让，反正撞死了穷孩子，就算碾死条狗！”

　　然而，社会越是不平等，人们却越渴望和企求平等，1946年作家萧乾在他的散文《新旧上海》中，便借托梦境揭示了这种对平等社会的憧憬：

　　“……这种导游人，大抵都自备轿车。塔塔夫妇上了他的汽车，便向市区驰去。由车窗外眺，但见横跨黄浦江上的是三座钢桥。浦东那面也是高楼林立……桥上有高架电车，底层中间专走汽车……桥上千百车辆规则地前进。照市府办法，车的喇叭声已由尖锐的呼啸变为悦耳的低吟了。而行人与车辆之间既有栏杆隔开，司机也就不必嘟嘟叫个不停了。但导游人说，上海最大的变化还是坐汽车的与步行者之间已没有了悬殊的社会阶级之分。在大量生产下，每个工人或小职员都可用分期付款办法，以两三年的积蓄购置一辆特别设计的‘平民世纪车’。……”

　　这一梦境，几乎就是几十年后上海现实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