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讨论人的认识论层面的错误，我们会发现，真正具有毁灭性的错误，一定不是工具理性层面的错误，而是价值理性层面的错误。

人在最简单的常识层面的错误，往往会导致全面的败坏；而人在技术方法层面的错误，则是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改进的。

一个真正有志于发现自己的错误并加以纠错的人，应该主要去考察自己是否在最基础的常识命题上存在大错误，只有这个简单的错误得到改进之后，方法论层面的错误的改进才形成实质性的纠错意义。

论/语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著名的格言，几乎每个人都能背诵，而且每个人都坚信这句话的真/理意义。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先验的观念秩序的层面完全了更新，那么他就有能力指出这句老格言中明显的错误，以至于这样的错误构成了我们的三大错误路径。

错误之一，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非常顽固的“先生传统”之中。三人行必有我师，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彼此互相为师，这是一种相对主义的学习方法，最大的危害是我们集体忘记了一个明确的高于我们所有人的真实的老师。

一个人人互相称呼老师的地方，一定是地/狱，一定表现为每个人的无知和无耻。

可叹我们的文化习惯不仅人人互相称对方为老师，而且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尊师”传统。好像只要老师说过的话就是真/理，好像老师是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批评。在这里，老师的存在变成了真/理的存在。

我拒绝所有人称呼我为老师。如果你是我的朋友，请你直呼我的名字。

错误之二，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非常肤浅的“善恶二元传统”之中。

人性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长久来看，人其实并没有在普遍和终极的意义上判断善恶的能力，人所有关于善恶的判断，都是一种相对范围之内的判断。这就是人的伦理判断力的有限理性。

一个先验意义上的有限理性之人，却要在先验的意义上对善恶加以判断区分，这意味着一个人先验地假定了他从一开始就处在整全和正确的状态。

这是一个多么荒诞的认识论局面，一个事先就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人，却摆出一副学习的姿态，如果这不是浪费时间，如果这不是愚/蠢，那么就只剩下伪/善了。

错误之三，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非常残/酷的“你/死我/活传统”之中。

当一个人判断自己为善，他就具有消/灭恶的本/能的激/情。我们的文化习惯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本能判断自己为善，每个人都本能判断自己为君/子，相应地，每个人都试图消/灭作为恶的存在的他人，消/灭作为小/人的存在的他人。

我们狭隘的心智所理解的善与恶，在我们这个黄皮肤的土地上相互残/杀，也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相/互残/杀，这构成了一部你死/我/活的大历史。

论/语是我们的伦理学传统的源头。知识论的体系告诉我们，人在不能认识自己的前提条件下所构建出来的伦理系统，只能加深人对自己的误读。我们至今对人性论无必要认知，主要是论/语造成的。

论/语所带来的伦理秩序，缺少了作为理实践的基准条件和参照系，同时在理学的方法论意义上，放大了一部分人的理性自负，导致《论/语》是一个残缺的伦/理学叙事系统。

我们的伦/理学的残缺，体现为一种三一模型上的残缺：

——缺少伦理学的基准条件与参照系

——只有伦理学的内容想象

——伦理学方法论放大了人与人之间的教/育效用，放大了人性的自/负。

常识告诉我们，三角形最稳定。由于论/语伦理学在模型上的残缺，导致一种传统的伦理学內容陈述并不是一种均衡的伦理学秩序。因此，这种伦理学秩序空有一套内容层面的伦/理说教，演化为一群自/负的人（君/子）对另一群无知之人（小/人）的“教/化”传统。

常识告诉我们，伦理学是一门最初的也是最终的关于人的行/为的思想体系，而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幽/暗性和不/确定性，这使得由人自我陈述的伦/理/学教/化不能/真正影响人，只能停留在人/性的表面。

事实就是这样，人是不能改变人的，伦理教化的作用非常有限。然而儒/家传统下的知识体系多年以来总是高估自己影响他人的能力，这使得整个儒/家思想史一方面表现为知识人的“人性自/恋”的历史，另一方面表现为“理/性自/负”的历史。两方面结合起来，整体表现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他者奴/役”历史。

——人性自/恋：每个人判断自己为优美

——理性自/负：每个人判断自己为正/义

——他者奴/役：每个人都在奴/役他人，每个人都在被他人奴/役。

每个自以为美丽的人都是自/恋控。长久来看，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自/恋的一群人。这种“以文/化之”的论/语传统，终于变成了中国人的伦理诅/咒。这种诅咒主要体现为三大表征：

——伪/善

——不诚/实

——不平/等

每个人都在这三个巨大的诅/咒之中，并且构成了我们的伦理学习惯和方法。

这意味着，在我们这里，伪/善是一种高贵的精神，斯/文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意味着，不诚/实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抵达成/功的方法。这意味着，不平/等是一种秩序，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奴/役，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制度。（文/路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