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怀疑论者，区别在于，有人怀疑，然后被怀疑埋葬。有的人怀疑之后，背着十/字/架，朝着自/由和真/理，继续前行。是的所有的人都是短视的、怀疑的，彼得是最大的怀疑论者，他的优点在于，哭过之后，继续跟随神。

基/督/徒的确有一种天然的自我为义的习惯，这缘于人性一开始就处于挥之不去的伪/善之中，以至于人在任何语境下都会高估并张扬人性的单向度优/美。可是圣/经里明明写着，一个义人都没有。

多么可怜的人类，总是能讲述一套漂亮道理，总是话音刚落就一头扎进幽/暗世界。

对于任何一种文化传统和任何一个人而言，最大的命题是观念的更新。然而我们发现，中国人对传统事物的迷恋，有时候已经发展到拒绝任何新事物的程度，因此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更新能力最差的部落。查考史料，我看见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个叫做黄侃的读书人公开嘲笑胡/适读《诗经》连音都没有读对。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后，收到一封感谢信，开头的称呼是“胡适你看”，是“胡适兄鉴”的意思。这是章太炎写来的，以示对胡适白话文的不屑一顾。麻烦在于，当这些咬文嚼字的读书人这么做，人们不能嘲笑他，因为他会以传统文化自居，并且认为人的认识论就应该朝着传统回归。

这样的表述，含有保/守主/义的趣味。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传统才是终极的传统呢？当我们思考人类传统的时候我们的目光是在传统中沉醉吗？是在不同的传统之间比较吗？是无条件继承传统吗？是为了创新打碎传统吗？一连串的问题意识纷至沓来，人们的思考变得模糊不清。

后来我们读了圣/经，听见了上/帝话语，发现即使是最传统的犹/太/教秩序也面临着观念更新的重大任务，而当他们展开观念的更新他们又意识到这样的更新并不是离弃和否定传统而是对传统的成全。这是最重大的奥秘，当我们思考传统的时候，我们的目光应该是仰望的姿态，仰望上帝的话语，只有当我们听见了上/帝话语，我们对人类的传统才会产生一种思想的张力，我们才能理解到底什么是传统，什么是更新，什么是保守，什么是创新。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中国就没有哲学这门学科，列文森甚至说，中国哲学刚刚开了个头，就把思考的大门关上了。如果用海德格尔的话来看，只要没有展开对死亡问题的深度思辨，哲学就不会开始。为什么中国哲学的水平在西方思想家看来如此低劣，真实的原因是中国人缺少一个崇高的维度，只有平行的思考。

哲学的意义在于人类的思/想家试图摆脱人类自身的束缚思考高于人的存在的生命意义。要完成这样的工作，思想家必须学会仰望，学会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如果一个思/想家处在中国人的平行世界里面，完全不理解仰望的意义，那么这样的所谓思/想家当然永远无法展开哲学之门。

可悲的是，当我如此简要地说出问题，中国的书/生们依然无法理解，他们会固执地认为中国同样有哲学，而且固执地认为不能用西/方哲学的分析范式研究中国哲/学问题，言下之意是中国哲/学是一个人类的特殊现象，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人心目中的大学问家陈寅恪就认为中国是有哲学的，只不过隐藏在经史子集里的子学之中，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学科。

人的意义，正是通过上/帝的高举，才得以成为现实。这正是人/权的源头。沿用古典经济学斯密的思维方式，这其实是一种“人的权/利的假设”。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在总结斯密竞争的五个假设条件的时候，也隐隐约约提到了这样的思维方式。这刚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没有基/督/信/仰的国/家，人的建设极为艰难。

可叹中国的所谓知识人，当我们讨论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时候，他们非常不高兴，甚至出离愤怒。他们的意思是他们愿意拥抱人/人平/等，但他们必须把上/帝赶出人类的家园。

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就是这么任性，任性到愚/蠢，以至于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知识到底是怎样涌现出来。斯密在谈论经济学的时候，提到了“看不见的手”，在谈论道德情操论的时候，提到了“公正的旁观者”。这意味着，一个伟/大的学者，总是要把问题的终极答案指向上/帝。这才是苏格兰道德哲学的精髓，基/督/信/仰才是斯密的底色。遗憾的是，现代经济学早已远离基/督/信/仰传统，他们不仅对斯密的观念秩序一头雾水，某些时候甚至认为自己的这种对基/督/信/仰传统的远离，是一种认识论的进步。至于中国的经济学家，则完全游离于斯密的传统观念秩序之外，他们读不懂斯密，因此只能用中国传统强行解释斯密的思想。

哲学的缺席让中国人变得完全无/知，而哲学之所以缺席，惟一的原因是因为神/学缺席；神/学之所以缺席，是因为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上/帝的话语启示。上/帝话语启示就在《圣/经》这本书里，神/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圣/经》这本书。《圣/经》这本书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国度、权柄和荣耀，也让我们知道人的意义，知道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正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从这里开始，一个相信上/帝的人终于可以开始进入人性的细分世界，开始理解人类自己，开始从上帝的话语启示中获得第一推动力，然后把这个世界的幽/暗人性怀疑到底。（文/卢克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