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原专案组组长、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明，因涉嫌职务犯罪，已于12月17日下午被检察机关戴头套和手铐带走接受调查。冯志明成为呼格案启动追责后第一个被调查的责任人。

呼格案原本并不如河北的聂树彬案影响力大，但是，在十八届四中全会过后，在依法治国的号角下，呼案的重新复查让公众睁大了眼睛，因为大多数人相信，此次复查不会再象此前的聂树彬案那样原地踏步，而是大有让呼格吉勒图沉冤得雪的可能。

果不其然，内蒙古方面不负众望，在舆论的关注下对此案重新定性，呼格吉勒图终于可以在九泉之下瞑目了。毫无疑问，呼案的翻案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人死不能复生，虽然案子翻了，但呼格的父母此时此刻一定是悲喜交加，喜的是法律还了儿子的清白，悲的是法律不能还回儿子的生命。

呼案翻盘，其实并不值得舆论欢天喜地，因为这应该是一个社会的司法常态。能称得上法治的社会，一定是有错必究，有冤必雪的社会。即使是在中国古代的皇权专制制度之下，只要一件案子的影响力够大了，给予合理的定性也不会有问题。如今这个社会，资讯渠道极为通畅，诸如呼格案这样的案子，只要不是弱智者，都能看得出来是冤案，可是重新定性为何就如此艰难？倘若不是高层致力于依法治国，是不是就永无翻案之日？

案子翻了，给予呼格的家人以精神和物质的抚慰是必须的。然而，再多的抚慰其实也不可能抚平呼格父母那深深的伤口，只能是让他们的伤口不再象之前那样痛而已。除此之外，还应该对当年制造该冤案的办案人员进行系数追责，这才是对呼格最好的告慰，也是对社会最有力的交代。

在中国古代，官员办案是十分谨慎的，虽然不乏冤案，但故意制造冤案的却少之又少。法医鼻祖宋慈之父就因为不小心办了一宗冤案，结果服毒自杀，并告诫宋慈人命关天。不是因为拥有高尚职业道德的父亲，宋慈也不可能取得之后的成就。另外，一代文宗欧阳修的父亲在为官的时候，虽然膝下无子，但自信自己一定不会绝后，果然，在他死后，他的遗腹子欧阳修出世，之后，才有了那永远的经典《泷冈阡表》。人在做，天在看，建议执法人员都能好好地看看这篇悼文。

非常遗憾的是，在呼格案翻案前后，一直都没有一个当年涉足此案的办案人员出来表示忏悔和歉意。由此可见，这些办案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有多糟糕，常言道：知耻而后勇，干了冤死好人的勾当却若无其事，我们还如何指望他们能在今后真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

冯志明被检察机关带走，应该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呼格这一冤案绝不是无心之失，而是故意为之，既然是故意为之，那么相关的办案人员，尤其是核心办案人员就一定涉嫌犯罪，将其绳之以法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很多冤案即使被翻了过来，但办案人员仍然逍遥法外，如杭州张氏叔侄案的办案人员至今仍高枕无忧。

呼格吉勒图原本与厕所奸杀案没有半点关系，只是因为邂逅女尸然后报案才做了替罪的羔羊，并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何等的令人寒心啊，倘若此案不翻，还有几个人愿意在有类似遭遇时去拨打警方的电话报案？冯志明等人对呼格的酷刑逼供，不仅是对正常法制秩序的迫坏，也是对社会道德体系的摧残。既将呼格送上了死路，也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送上了黑路。因此，对与冯志明等人进行不折不扣的追责非常有必要，否则，谈到司法机关的时候，一般人仍然会是一声叹息。

唐朝有反坐制度，就是谁办了冤案，被冤者如果可能或者已经被判处死刑，那么，一经发现是冤案，办案者就会获得同样的刑罚。今天的中国也应该借鉴一下唐朝的经验，对故意制造冤案者进行严厉惩处，才能让司法人员在今后办案时有敬畏之心，不会一心只想到案子办成后升官发财，还会想到一旦办了冤案就将身败名裂、锒铛入狱。

呼格吉勒图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他的生命虽然很短暂，但是，他却象当年的孙志刚一样，用生命照出了制度性的弊端，并很可能开启一个法制新时代，从这个方面讲，他没有白死，公众会记住他，历史也会记住他。在新闻跟帖当中，网民普遍要求冯志明以死谢天下，虽然冯志明以后被判死刑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这样的人即使最终苟活于世，也会象臧克家诗中所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2014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