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开拓与转型

    人类学所积累的理论成果让民族志培养了对于自身处境的思考，提炼结构并提出新问题的能力。但民族志在跨越学科的过程中，其权威和修辞已经推动了写作实践的拓展，那么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民族志应该是文学、艺术还是科学呢？《写文化》一书并不急于给出明确而完美的答案。它的根本目的是试图为人类学的当代困境摸索出一条出路，或者说放弃传统上对宏观理论研究的痴迷，转而对文化书写的方式进行种种实验性的尝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写文化》一书标志着民族志从此进入一个多元发展的新时代！

1、个性化语言的运用

   后现代语境下的民族志出现了诸多不同的游戏规则。比如本土民族志学者的出现，人类学天生的、为无语人群（原始的、前文字的、无历史的）言说的权威遭到挑战。《写文化》使人类学者清醒地认识了民族志创作的文学修辞。人类学者重新构建民族志的方式应该是唤起，而非再现。这就提出了人类学家选择什么表述形式的问题。专业论文、期刊文章或学术会议当然都是表述媒介，但电影、照片或人工制品（包括视觉形象和语言）似乎是更为“可信”的表述。约瑟菲德斯认为，民族志写作的风格超乎个人喜好、训练或技巧，是认识论与表述模式得以连接的方式。因此，民族志的创作可以被看作是人类学者与报道人之间复杂互动后的最终结果。沃尔曼认为民族志是人类学者向一个群体描绘另一个“他者”群体的模式，而不是准确的表述。或许人类学家应该先将民族志当作写作来审视，摆脱书写中的修辞既然不可能，那么就认清自己的修辞既非自然，也非本学科内在的东西。

2、复调式叙述的尝试

    意义与其说是作者赋予的，不如说是读者和作者对话的产物，是一个过程。当文化不仅仅被预先以视觉方式描绘，就有望出现一种文化诗学，其中各种声音和各种立场的意见相互影响。玛乔丽·昆斯塔克的《尼萨：一个昆人妇女的生活及诉求》被作为压轴来回答这个问题。她接受了尼萨的驱动和吸引，以不同于马林诺夫斯基的写作方式，集中叙述尼萨的叙述，并插入自己编写的生活史，以民族志的概括和评论作为边缘。这样扭转了民族志作者作为田野工作者、旅行者和科学工作者的多重叠合，采用了不统一、不和谐，更为复调的叙述方式，这种探索可谓意味深长。

3、人文精神的介入

    人类学家在认识并接受了民族志写作的主观性，以及民族志只是部分性的论述之后，就不再能够远离自己对文本的责任。后现代语境下的《写文化》对于传统的社会科学范式而言，它确实扮演了丧钟的角色，但从人类学走向更加具有人文性的“软科学”这个角度来说，它又是一个福音。人们已经意识到“社会物理学”的传统模式确实难以有效地研究文化与社会。因为“人文的生活世界是按照想象来定义的，是按照可能世界和可能生活来定义的。尽管我们可以科学地（知识性地）描述一个人文事实，但不可能对人文事实科学地提问……人文知识试图像科学那样成为自律自治的知识从来都是一种幻想。人文知识与其说是事实的知识，还不如说是命运的知识，就是说，人文思想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知识，而是一种生存智慧。”

    总之，当人们意识到真理的 “无法确定”的存在时，实际上正是在思维领域跨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人类学曾被视为一个“严谨”的学科，它曾经试图成为是如同水晶般清晰透明的“硬”科学，然后现在，它不得不趟过一些模糊的泥水洼，成为与人文科学更接近的学科。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主编，高丙中、王晓黎、李霞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出版。

2、王铭铭：《写文化：一本书的廿年阅读经验》，人民网《读书》频道

3、黄剑波：《写文化之争——人类学中的后现代话语及研究转向》，《思想战线》2004年30卷4期。
4、（法）阿尔贝．雅卡尔著，刘伟译：《“有限世界”时代的来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