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附庸风雅是文官政治历史遗留

文/赵炎

    当官要为民做主，不是喊了一天两天了，也就是说，你既然做官了，就应该一门心思地去为老百姓办事，在朝要忧君，在野要忧民，多为国计民生着想。可偏偏就有许多当权者不务正业，拿不出什么具体的政绩来，倒喜欢往文人堆里扎，做起附庸风雅的逍遥事来惟恐落后于人。西汉时的卓王孙就是一个例子，家里有钱有权有势，却不好好在家呆着思考如何去保住自己家族的“钱权势”，偏要去和文人司马相如交朋友，附庸风雅的代价是陪了女儿又折财，在邻里坊间成为笑谈。那个时期，文官政治还没有形成体系，但官员附庸风雅的事情却多如牛毛，可见文人是个香饽饽儿。

    文人这个称谓确实挺诱人的，因为文人与官的关系忒为密切。十年寒窗苦读，一朝及第为官，中国千余年来的文官政治体系不正是循着如此轨迹架构起来的嘛。如今的教科书里，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大文豪们那一个没在官场上呼风唤雨过？文官政治体系确立于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一士大夫"政治政体最为辉煌的时期。文官政治的确立与宋代科举制度和崇文抑武的国策直接相联，而不是说，文人就一定可以为官，为官者也不一定就是文人。有宋一代的文官政治是唐末五代以来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变化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文官政治的确立,在当时是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的。而今时代不同了，社会分工更加细致，为官者好好为官，为文者好好为文，才是明智之举。

    我看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时候，经常会笑得肚子疼，刘墉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人，为官是为不智，所以才会闹出那么多令人捧腹的笑话来。文人气质这个东西可是与身俱来，爹妈给的，怎么改？也难怪文革时期出现那么多“臭老九”了。乾隆皇帝为了改变刘墉的文人气质耍尽了手腕，把刘墉从朝廷的二品大员一直贬到了没品的城门官，刘墉依然还是刘墉。所以说啊，文人一如女人，都是祸水，碰不得的。

    还拿《宰相刘罗锅》为例，刘墉已经沦落到家里已无下锅之米的地步了，浙江巡抚派人拿银子来求字，刘墉就是不为银子折腰。浙江巡抚大概也是个文人，或者是个半吊子文人，在科举考试时混了张做官的文凭，就好象现在没有文凭做不了官一个道理，否则他做不了官的。他是有自知之明的，自己在文人这个称谓上既然打了折扣，倒不如花些银子，和真正的文人扎堆儿，附庸风雅一番，自己大概也成了文人了，这样的心态在文官政治体系下应该是一种普遍现象。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名声，在哪个时代，即便你做了官，想往上爬爬，实在也难。

    官员附庸风雅是不可取的，历史归历史，有些是学不得的。文官政治到了清朝就已经暴露出其腐朽落后的一面了，文人不是万能的救世主，搞科技用不上“之乎者也”，搞洋务用不上“之乎者也”，文人搞政治更是狗屁不通。如果现在的官员还在受文官政治这个历史幽灵的诱惑，挖空心思往文人堆里扎，附庸风雅的代价恐怕不会比卓王孙低。

    时代呼唤官员的专业化不是没有道理的。你是搞经济的，就该去琢磨如何为国为民创造并积累财富；你是科技官员，就该把工作核心放在科技这个领域里；如果你是文化官员，那就不必说了，每天都在文人堆里混，监督好这些臭老九也就行了。中国有句俗话，叫“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为官者也是一样，干好自己的老本行，并干出成绩来，没人说你没文化。你整天往文人堆里扎，今天为报纸搞些扶持，明天为刊物拉些赞助，你写的那些豆腐块换取的稿酬也不见得就比别人多多少，你也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人。附庸风雅只会让官员腐朽化庸俗化无能化，即便通过附庸风雅让官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了，那又怎么样？难道你不做官了？（赵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