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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如何应对“建文削藩”
建文帝登基后,为巩固皇权,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等或被废为庶人,或被杀。
其实,建文帝一直把四叔朱棣当做最大的隐患,但文弱的性格导致他做事总要找个由头,就想通过收拾其他藩王迫使朱棣“犯错误”,然而朱棣并未上钩。
周王朱橚,朱元璋的第五子,朱棣的胞弟,在众藩王里,他俩关系最好。
由于周王府发生内讧,朱橚的二儿子向建文帝告密说父亲谋反。
建文帝便借口要去收拾蒙古残余势力,派李景隆率军北上,朱橚并无疑心,结果李景隆路过开封时,迅速包围了周王府,朱橚只能束手就擒。
不久周王及其诸子都被废为庶人,流放云南,“妻子异处,穴墙以通饮食,备极困辱”。
建文帝废了周王后,马上将其罪行写成敕书,然后颁给诸王,让他们一起来给周王议罪。建文帝这样做一是为了“以儆效尤”,二是要“引蛇出洞”,按照黄子澄的分析,亲弟弟被抓,必然会触及燕王朱棣,这样就能抓住朱棣的把柄。
朱棣这个建文朝最大的敌人,他可不是省心的主儿。自从朱允炆登基以后,他可一百个不乐意,怎么让一个小白脸给我当领导?这也太不合理了,至少也得来个竞争上岗啊。但没办法,谁让自己没投到正宫的胎里呢。
但朱棣并未就此打住,他一直在暗中准备和等待机会,叫他没想到的是,看似文弱的朱允炆还真行,不漏声色,上台两三个月就将我的亲弟弟给收拾了。
首先,回想起三个月前父皇刚死时,那个朱允炆戒备森严,就连我们这个藩王叔叔回去奔丧都不让带军队,可以看出,朝廷对我们藩王很警惕,现在不仅周王被干掉了,他们又给我们下了周王“议罪告白书”,这明显是冲着我燕王来的,周王是我的亲弟弟,我难道能见死不救吗?救,要有充分军事准备,可事情来的太突然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第二,如果要与朝廷摊牌,除了军事武力以外,还要有合适借口和名目,否则我就成了千夫所指的乱臣贼子,从道义上就会失去优势,这仗还怎么能打赢呢?
第三,自从老朱驾崩后,我的那那三个宝贝儿子在南京为他们的皇爷爷守孝已经几个月了,还没有回来,大家都在说,朱允炆对他的当兄弟很好,舍不得让他们走,这岂不是将我的宝贝儿子扣作人质吗?说实在的,我还真不能硬来,硬来的话,我这辈子可能永远也见不到我的宝贝儿子了,再说我也不好开口向南京那个侄子皇帝直接要人,否则岂不是告诉他们我有其他想法啊。
所以综合起来,朱棣认为,起兵的“火候”还没到,至于眼下的这些事,只能一个“忍”字,小不忍则乱大谋。
但再忍的话也不能不做些事,尤其人家已经将周王的“罪行告白书”送到北平来,叫我与其他藩王一起“议罪”,我总不能说我不知道,别人可以推说不知道,我是周王最亲的人了,我说不知道,无论怎么也说不过去,弄不好反而暴露了自己,那么我就依着朝廷给周王的“定性”——反动透顶,颠覆政权?这就不仅将亲弟弟推向了地狱,而且也将自己无形之中置身于尴尬的境地了;为亲弟弟辩白?他犯的可是谋反罪,我做哥哥的这么做,不仅无济于事,反而这样我岂不成了谋反的同案犯,所以要极其谨慎地对待朝廷的敕书,不能予人任何把柄。
朱棣想了很长时间,找来心腹谋士商议,最后给建文帝的敕书做了这样的回答:“若周王橚所为,形迹暧昧,幸念至亲,曲垂宽贷,以全骨肉之恩。如其迹显著,《祖训》且在,臣何敢他议?臣之愚议,惟望陛下体祖宗之心,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
朱棣的这个回答简直是滴水不漏,天衣无缝。这里隐含了几个信息:
第一,将周王定罪这个球踢回给建文帝,朱棣不愿为此惹什么麻烦。什么“如果周王所作所为形迹暧昧不明显,希望皇帝您能念及我们都是至亲的份上,就饶了他吧,成全骨肉之恩;如果周王所作的事情违法犯罪的形迹已经十分明显,反正有《皇明祖训》在,我等做臣子的还敢多讲什么呢?”
第二,朱棣的“回音”表面上很是柔和、恭敬,但骨子里充满了火药味。整段约70字,朱棣两次提及祖宗和祖训。他一方面再说,希望皇帝“幸念至亲,曲垂宽贷,以全骨肉之恩”和“臣之愚议,惟望陛下……”,但仔细品味一下,它充满了杀气,你要是不尊重我们藩王的意见,那么我们就要以祖训来办。大家知道,传统社会是个尊老也是“卖老”的社会,在解释祖训问题上,谁最有权威?当然是朱家最年长的朱棣,朱允炆你是小辈,你要是跟我过不去,有你好看的。
第三,朱棣抓住中国社会特有的国情——伦理。他抓住了中国人始终剪不断理还乱的血缘亲情、家族伦理和国法之间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国法高于伦理,但在皇帝家里,就要“特殊对待”,怎么特殊对待?就看谁有实力说话,谁的嘴巴大,所以这里也隐含了杀机与舆论道德上优劣势问题。
正因为朱棣的回答软中带刺,既有亲情的呼唤,又有霸气和杀气,所以建文帝“览书恻然,谓事宜且止”。
建文帝看了朱棣的上书后,居然怅然若失,并说削藩的事到此为止了。而朱棣的目的也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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