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治的和社会的现象伸展入文学意识领域后，就产生了一种介于战斗者和作家之间的新型作者，他从前者取得了道义承担者的理想形象，从后者取得了这样的认识，即写出的作品就是一种行动。于是当知识分子取代了“作家”以后，在杂志和文章中出现了一种完全摆脱了风格的战斗式写作，这种写作像是一种意指着“现存”（présence）世界的专业语言，真是多彩多姿，没有人否认，譬如说，存在有一种《精神》期刊式的写作或一种《现代》期刊式的写作。这类思想式写作的共同特性是，在其中语言不占据主导地位，而倾向于成为道义承担的充分记号。在那些不说一种封闭性言语的人的推动下去采用该封闭性言语，就是去宣布一种选择的行动本身，如果说不是去支持这种选择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写作变得象是写在一份集体声明书下角的签字（这份声明并非他自己撰写的）。于是采取一种写作（或者更确地说，承担一种写作），即为自己省却了选择的一切前提，并把该选择的理由视作理所当然。因此任何思想式写作都是“理智飞跃”的第一步。虽然一种理想上自由的语言永远不能意指我这个人，而且完全忽略了我的历史和我的自由，我所信任的写作却已经俨然成为一个完整的“机构”（institution）了。它发现了我的过去和我的选择，它赋予我一种历史，它显示了我的处境，它使我从道义上卷入生活而无需我将其说出。因此形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是一种自足的对象，它企图要意指一种集体的和被维护的性质；而且这个对象具有一种节约的价值，它起着一种十分经济的信号的作用，由于这种信号，写作者不断强行转换，而又永远无需追溯转换的历史。
　　今日思想式写作的这种二重性由于如下事实而更形突出，这就是，尽管我们的时代做出了努力，文学并不能完全被取消。它形成了一个永远神奇莫测的语言地平线。一个知识分子还只是一个改变甚少的作家，而且除非他自行中辍并变成一位不再写作的永远的战斗者（某些人是这样做的，结果被人们忘却了），他就只能重新为以前的写作的魅力所吸引，这些写作是从作为一种完整而过时的文学中传继下来的。因此这些思想式的写作是不稳定的，只要它们是软弱无力的就仍然是文学性的，而只有迷恋于道义承担时才是政治性的。简言之，问题仍然和伦理式的写作有关，在这类写作中写作者（我们不再敢称其为作家）的意识发现了一种集体自救的抚慰人心的形象。
　　但是在当前历史时期正如一切政治式写作只能是去肯定一种警察世界一样，思想式写作也只能形成一种“超文学”，后者不再能用自己的名字了。因此这两种写作都毫无出路，它们只可能同流合污或变得软弱无力，也就是说不管怎样都导致了一种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