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老爷子从美国回来了。他啥时去的、去干啥我都没问过。但无论他在天津还是在美国总会弄点动静出来，总会让别人注意到他又发了文章，总会让别人为他的议论大惊小怪，当然也就总会想起他。      
    我和林希都觉得我们彼此是老朋友，不仅老而且好。和他的交往是我刚刚做文化记者不久，当年我的一篇文章在遣词用句上不够准确，发表后收到林希的一封信，他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不当之处，措辞挺严厉，但很中肯。当时我“年轻有为”，已发表了几十万字的文章，正是春风得意找不到“北”的时期。看了这样一封信，面红耳赤、羞愧难当且不说，确实觉得能这样认真读我文章，能这样直率地给我提意见，认为我这块材料可雕的人并不多。认真想了三天后我给林希回了信，从心里认了这位良师益友，但我还是为了我那点儿自尊动了不少心思，斟酌再三，我选用了“林希先生”这个称谓。“先生”既有老师的涵意在内，也不是那年头儿等同于“师傅”的那个“老师”，“先生”的称谓不仅填补了我一点点自尊，也没有轻薄我对林希发自内心的尊重。 
    自此以后，我知道了不少关于这个“老右”的故事，但我只限于从他的作品中寻找他的“伤痕”，加深对他的理解，从不在邮件和电话中聊及此段“走麦城”的历史。      
    我最爱读林希的中篇小说。他总是能在一个不长但完整的故事里把苦难写得像嘎嘣嘎嘣嚼黄莲，苦得淋漓尽致、刻骨铭心；他能把美写得不仅仅美而且好，同时让我这等妄自菲薄的人看到：美的不一定是好的。我喜欢他的小说《九姨太》，一次出差带在路上读，被诗人吉狄马加看到了，一路上除了谈《九姨太》好像就没了别的话题。从那儿以后，马加见面时从不喊我的姓氏大名，而是叫小说名，我也就总得和人们一遍又一遍地介绍“九姨太”的来龙去脉。      
    很多年前，林希的一部作品改编成话剧在北京公演，我收到他从天津寄来的两张票。骑自行车从位于北京东边的报社赶到虎坊桥“工人俱乐部”怎么说也有20里地，我和同事气喘吁吁赶到剧场时大幕已拉开，只得在最后一排找了个位置。我不知道林希来没来，当然就是他来了，芸芸众生怎么可能找到一个根本没见过面的作家兼编剧呢！第二天，我给林希写了封信，不知天高地厚地对“改编”说了一堆外行话。尽管外行，却一定表达了我对文学本身的偏爱和对改编成其它艺术形式的不满。林希收到信后怎么想的，我们没谈过，但在日后长期的电话、稿件联络中，我感觉到他并没有计较我的不懂装懂。      
    我常常有机会到天津采访，不巧老爷子都不在家。每次蒋子龙都会事先给间或在美国小住的林希发邮件告诉他我的到来，而我们却一直无缘谋面。直到去年，林希大病出院才一周就来北京参加肖克凡《机器》的作品研讨会，我和林希老爷子才在散会那一会儿工夫得以亲切交谈。      
    老爷子一直关心文坛的情况，他在美国时发来邮件说他总是通过中国作家网了解文坛信息，说在美国读中文报刊还看到了我报写青年作家们的文章了：“‘醋’得火速回国，执意找他们决斗，不巧家中自来水管漏水，待换过水表再说，反正我迟早要收拾他们的。哄你一笑”。多可爱的老爷子，忘不了调侃自己，顺带着哄我一乐。

原载《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