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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妙用《论语》词句

(2021-10-22 22:22:30)
标签:

蒲松龄

聊斋志异

论语

引用

典故

  蒲松龄为了应对科举考试,自儿童起便背诵并理解“四书”内容,稍大时就开始写作以“四书”语句为题目的八股文。受此影响,他在写作《聊斋志异》时,也有意或无意引用、借用或者化用《论语》等“四书”中的词语和典故,也包括一些经典句式,从而使文章更加生动有趣、含义隽永。
  一、为母请粟
  《二商》写道:“一日,(侄)泣为母请粟,商妻欲勿与,二商念其孝,按月廪给之。”文中的“为母请粟”,谓请求给予母亲粮食,语本《论语·雍也》:“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意思是:公西华出使齐国,冉有替他母亲向孔子请求补助一些小米。孔子说:“给她六斗四升。”冉有请求再增加一些,孔子说:“再给她二斗四升。”冉有却给了她八十石。孔子说:“公西赤到齐国去,坐着由肥马驾着的车辆,穿着又轻又暖和的皮袍。我听人说:‘君子应该救济有紧急需要的穷人,而不应该给富人添富。’”
  《二商》中的大商、二商兄弟因妯娌失和,兄弟关系不睦。大商死后,妻子生活艰难。歉收之年二商应侄子所请,按月供应寡嫂粮食,使其衣食无忧。蒲松龄在文中引用“按月廪给之”之语,按《论语》所述,有“周急”的含义,对生活困顿的大商家施以援手,给予救助。后来寡嫂去世,二商将其自家家产分给侄子一半,则是“继富”了。究由原因,无非是大嫂挑拨兄弟关系,令人讨厌,碍于亲情,不得不给予周济;侄子与二商有着血缘亲情,是半个儿子,则别眼看待。
  二、居之不疑
  《夏雪》写道:“唐时,上欲加张说大学士,说辞曰:‘学士从无大名,臣不敢称。’今之大,谁大之?初由于小人之谄,而因得贵倨者之悦,居之不疑,而纷纷者遂遍天下矣。”文中的“居之不疑”,意谓自以为是而不加疑惑。语本《论语·颜渊》:“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宋邢昺疏:“‘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者,此言佞人色则假取仁者色,而行则违之,安知其伪而不自疑也。”《论语》中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孔子说:“这是出名,不是达。怎样才是达呢?人品正直而遵从礼义,注意别人的想法和情绪,总是考虑谦让别人。这样的人,无论做邦国的官,还是做大夫家的臣,都会得到敬重。而现在那些名人,表面上似乎爱好仁德,实际行为却不是这样,自己竟然以仁人自居而不知疑惑。这种人,在邦国做官时一定会骗取名望,在大夫家做臣时也一定会骗取名望。”
  《夏雪》中的金龙四王因嫌百姓没有称呼“大老爷”,十分反感,待百姓按其要求敬称后,欣然满足百姓请求。文中称谓的变迁,暴露了当时社会世风日下的现实。对此,蒲松龄感叹“世风之变”。人际称谓,意在表达对他人的尊重。如果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谄媚他人,乃至于肉麻,而被拍者竟然甘于奉承,毫无愧疚,并且以此为荣,全然不思考为何如此,那么这种人离自取灭亡之日就不远了,这就是世人所谓的“捧杀”。
  三、鞠躬屏气
  《吕无病》写道:“孙不能堪,托故之都,逃妇难也。妇又以远游咎无病。无病鞠躬屏气,承望颜色,而妇终不快。”文中“鞠躬屏气”,意谓恭敬谨慎,并且因畏惧而几乎抑止呼吸。此四字脱胎于《论语·乡党》:“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意思是:提起上衣下襬走到厅堂,表现出恭敬谨慎的样子,憋住气,好像不能呼吸的样子。朱子集注:“摄,抠也。齐,衣下缝也。礼:将升堂,两手抠衣,使去地尺,恐蹑之而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气容肃也。”
  《论语》讲述孔子面君的仪态,意在表明孔子对国君恭敬谨慎的态度。蒲松龄在《吕无病》化用此段词语,组成新词“鞠躬屏气”,意在借此描写吕无病对于孙公子新娶的王氏夫人低声下气,小心侍奉,唯恐王氏迁怒自己,同时也说明吕无病恪守尊卑礼节,以妾的身份伺候王氏的态度。“鞠躬屏气”,生动地表明了吕无病温柔娴淑的品行,也叙说了吕无病恪守封建礼节的秉性。
  四、作巫作医
  《莲香》写道:“欲别,殷殷嘱绝李,生谬应之。及闭户挑灯,辄捉履倾想,李忽至。数日隔绝,颇有怨色。生曰:‘彼连宵为我作巫医,请勿为怼,情好在我。’李稍怿。”文中“巫医”,是巫师和医师的合称。语本《论语·子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宋邢昺疏:“巫主接神除邪,医主疗病。”此段意思是: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假若没有恒心,连巫医都做不了。’这句话很好呀!”
  《莲香》中的女狐莲香为了治疗桑生的鬼症,不但带来药物,还陪同桑生夜宿,以阻止女鬼李氏的纠缠。在莲香在精心照料下,桑生身体逐渐强壮起来。当李氏再次来到桑生住处时,颇有埋怨神情,桑生替莲香辩解,说莲香几夜来为自己行巫治病,十分辛苦,不要怨恨她。蒲松龄在此文中明说莲香作巫医治疗桑生阴毒,暗里赞扬莲香持有恒心:在连续几昼夜治疗无效后,又不辞辛苦到三山采药,耗费三月时间配齐药物。《易经·恒卦·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意思是说,人如果不能长期坚持自己的德行,有时就要遭受羞辱。莲香靠自己的恒心和懿德、医术,不但治好了桑生的病,而且与李氏和好,“二美共侍一夫”,得到各方认可,这就是蒲松龄称赞的“恒与德”。
  五、仆何敢生
  《连城》写道:“(连城)见生至,骤起,似喜,略问所来。生曰:‘卿死,仆何敢生!’连城泣曰:‘如此负义人,尚不吐弃之,身殉何为?然已不能许君今生,愿矢来世耳。’”文中“仆何敢生”二句,意谓你死了,我怎能还活在世上。这是借境反用《论语·先进》中的一段文字:“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意思是:孔子被囚禁在匡地,颜渊最后才回来。孔子道:“我以为你死了。”颜渊道:“您还活着,我怎么敢死呢?”《论语》中这几句简单对话,把孔子对弟子的信任、担忧,以及弟子对孔子的热爱、忠诚表达得淋漓尽致。孔子与颜渊师徒二人这种生死与共的感情,让人动容。
  《连城》中连城死后,乔生追随而去,在阴间见到连城。连城看见乔生来了,立即站了起来,满心欢喜地问他是怎么来的。乔生说:“你撒手而去,我怎么敢继续活在人世!”连城哭着说:“像我这样负义的人,你还不早点放弃,为我殉死有什么意思?遗憾的是,今生不能与你结为夫妻,但愿来世与你再续前缘吧。” 此时乔生与连城虽未结为连理,但他们早已知己知情,彼此视为夫妻。乔生为了这份真挚的爱情,舍生赴死,追随连城前往阴间;也为了这份纯真爱情,连城死而复生。生而死之,死而复生,皆因爱情超越时空。“卿死,仆何敢生”,只此一言,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六、不暇哀矜
  《太原狱》附则写道:“(孙)公一日遣役催租,租户他出,妇应之。役不得贿,拘妇至。公怒曰:‘男子自有归时,何得扰人家室!’遂笞役,遣妇去。乃命匠多备手械,以备敲比。明日,邑中传颂公仁。欠赋者闻之,皆使妻出应,公尽拘而械之。余尝谓:孙公才非所短,然如得其情,则喜而不暇哀矜矣。”文中“不暇哀矜”之句,意谓如果得知其中真情,就自鸣得意而来不及行使怜悯之心了。此句反用《论语·子张》:“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论语·子张》云:“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意思是:孟氏任命阳肤做法官,阳肤向曾子请教。曾子说:“现今在上位的人不依规矩行事,百姓早就离心离德了。你如果能够审出罪犯的实情,就应当怜悯他们,而不要自鸣得意。”这实际上体现了古代“慎刑”的法律思想。
  蒲松龄在《太原狱》中反其意而用之,批评孙宗元在断案时了解了案件的真实情况后,高兴得顾不上去怜悯涉案人员,认为这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是与儒家传统观念相悖的行为。蒲松龄赞同曾子的主张,他认为知县作为百姓的“父母官”,要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百姓,当百姓的权利和利益受到伤害时,理应体谅他们的苦楚,维护他们的利益,这才是“爱民如子”。
  七、苗秀不知
  《林氏》写道:“林翼日笑语戚曰:‘凡农家者流,苗与秀不可知,播种常例不可违。晚间耕耨之期至矣。’戚笑会之。”文中中的“苗与秀”,谓植物长苗与开花结果。苗,庄稼出苗。秀,吐穗开花。实,结出果实。语本《论语·子罕》:“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意思是:孔子说:“庄稼有只长苗而不开花的吧!有开了花却不结果实的吧!”
  蒲松龄在《林氏》中化用《论语》中的词语,意在表明林氏巧劝丈夫纳妾生子的真诚,以此凸显林氏的贤惠。林氏打了一个恰当的比喻:农民种植庄稼时并不能预知收成好坏,但还是要努力耕作。地里的庄稼从播种、拔苗再到开花结实,秋后才能有收获,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并非所有的庄稼都能丰收,在此期间,有的只长苗而没有开花,有的开了花、抽了穗却没有结果。作为农民,不能因为将来收成不好就不耕种了。言外之意,虽然不能预知小妾是否生子,还是希望戚安期和小妾同床,因为夫妻生活不能荒废。
  八、行行如也
  《仇大娘》写道:“明日拘牒已至,赵行行殊不置意。官验女伤重,命笞之,隶相顾无敢用刑。官久闻其横暴,至此益信,大怒,唤家人出,立毙之。”文中的“行行”,指刚强负气貌。语本《论语·先进》:“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三国魏何晏集解:“郑曰:‘乐各尽其性,行行,刚强之貌。’”意思是:闵子骞站在孔子身旁,恭敬而正直的样子;子路很刚强的样子;冉有、子贡温和而快乐的样子。孔子高兴起来了。
  《仇大娘》中的赵阎罗,原来是个漏网的大盗,在乡里横行霸。赵阎罗逼近仇福的妻子姜氏自杀,县官发来传票拘捕他,如果是一般平头百姓,早就吓得半死,可他却毫不在意,一副貌似倔强的样子。这种人做起坏事来,不畏法律,不怕舆论,不计后果,就是人们口中的“呆霸王”“楞头青”。县官也毫不含糊,当场将他打死,消灭了一个社会毒瘤。在依法办案的今天,这种事绝不会发生,但在封建社会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县官,完全可以编造一个充足的理由来化解此事,还会得到各级官员和广大百姓的赞许。由此观之,与其说赵阎罗“行行”,不如说这个县官“行行”。
    (参阅赵伯陶《〈聊斋志异〉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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