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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妄言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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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治通鉴》讲述历史有其自身特殊的文字表述方式和叙事体例,阅读这样一部经典的史学著作,需要相互照应三个层次,即解读文本、还原事件、探究真相。
  第一个层次是解读文本。文本的解读是一个很复杂的理论问题,但首先是要认字。也许有人会说,认字不难,不认识的还可以查字典。可是认字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是说小学生查《新华字典》就叫认字,陈寅恪说过,读书需从识字始,很多时候你认得这个字,或者说这个字也认得你,但是它在整句话或整个段落中的意思,尤其是字里行间透露的信息,你可能根本没有捕捉到。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认完了所有的字,或者说只要查了字典就读得懂所有的书。当然怎么念你可以查拼音,但是要解读文本,读懂每一个字在文本中的确切含义,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从最基础的层面说,《资治通鉴》的叙事文字中,涉及年代、职官、地理、礼乐等方面的知识,就属于文本解读的任务。当然还有各种典故和史家笔法,只有在广泛阅读古典文献的基础上才能不断积累相差知识,触类旁通。
  第二个层次是还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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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1 21:14)
  毕际有《编次袁孝廉〈敦好堂集〉题词:“松篱,袁姓,藩名,字宣四,松篱其别号也。顺治甲副,康熙癸卯举于乡。”据此,袁藩字宣四,号松篱。
  乾隆《淄川县志·选举志·举人》:“袁藩,字松篱。康熙癸卯科礼记魁。拣选知县。有诗文名,修《县志》。”据此,袁藩字松篱,其号不详。
  邹宗良先生考证:袁藩之字,毕际有所云与《淄川县志》记载有异。毕际有为袁藩挚友,康熙十二年癸丑,两人曾一同在毕家石隐园纂修《淄川县志》。康熙二十四年乙丑,袁藩又应毕际有邀请,在石隐园校订其父毕自严《石隐园集》。其间,袁藩与蒲松龄朝夕相处,诗词酬唱,结下了深厚友情。袁藩于该年八月十五日之后去世,毕际有为其编订遗稿,结成《敦好堂集》六卷。毕际有与袁藩熟悉,故其说应当可信。袁藩字宣四,名出《易·大壮》“羝羊触藩”,孔颖达疏曰:“藩,藩篱也。”其字则出自《诗·大雅·崧高》“四国于蕃,四方于宣”句,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宣,当为垣之假借。”宣四,即四围之垣墙,与“藩”字具有“同类相及”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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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记载: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五十六岁。在南城旧第服丧。正月初八,上启程南巡视察黄河。公赴德州迎驾,抵章丘,宿进士焦毓栋家。……十七日,抵章丘。十八日,焦氏兄弟留饮观剧,唐梦赉亦至,出《南巡纪事绝句》相示。初晤松龄,夜坐谈诗,知撰有《聊斋志异》一书。《渔洋文略》卷十三《迎驾纪恩录》。《聊斋文集》载留仙与公书:“耳灌芳名,倾风结想。不意得借公事,一快读十年书,甚慰平生。而既见遂违,瞻望增剧。前接手翰,如承音旨,又以东风未便,裁答犹疏。”……蒲松龄呈所著《聊斋志异》,读之,大赏其文笔,题一绝于后。采十余则入《池北偶谈》,复点志其目,属缮写收藏。蒲松龄未遑缮写,唯次韵答诗。《蚕尾集》卷一《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蒲松龄《聊斋诗集》卷二《次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又有《偶感》:“潦倒年年愧不才,春风披拂冻云开。穷途已尽行焉往?青眼忽逢涕欲来。一字褒疑华衰赐,千秋业付后人猜。此生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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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作协副主席储福金散文《驿》写道:“蒲松龄应官友邀来做幕僚,还曾暂代高邮的驿站主管,时间不满一年,写过《高邮驿站》呈文及一些有关高邮的诗。”《复原文天祥蒲松龄相关十景点》(2015年12月18日《扬州晚报》)叙述:“(大运河扬州段)河畔南侧的柳泉草屋则与蒲松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曾经担任盂城驿驿幕,其间常在此与百姓聊掌故、叙家常,著有《高邮驿站》呈文及多首反映高邮的诗篇。”按这两文章所言,蒲松龄或者干过高邮州盂城驿主管,或者任盂城驿主管的幕僚,这些观点对吗?
  
  《明史·职官四·驿》:“驿丞典邮传迎送之事。凡舟车、夫马、廪糗、庖馔、裯帐,视使客之品秩,仆夫之多寡,而谨供应之。支直于府若州县,而籍其出入。”《清史稿·职官志三·驿》:“驿丞,掌邮传迎送。凡舟车夫马,廪糗庖馔,视使客品秩为差,支直于府、州、县,籍其出入。”明清之制,各州县设有驿站之地,均设驿丞,掌管驿站中仪仗、车马、迎送之事,不入品秩。明朝各府、州、县,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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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五十二年(1713)秋,李之藻(字澹庵)托人赠送蒲松龄《墨竹图》及“嘉贶”,蒲松龄为此写信表示感谢:“前蒙以墨竹见赠,感不去心!又遥惠嘉贶,愧仓卒无琼瑶之报,却之又失故人远馈之意,惟有汗悚而已!”
  这幅《墨竹图》的作者,据盛伟先生考证,当为益都人杨涵。清乾隆《诸城县志·列传十六·侨寓》记载:“杨涵,字水心,益都人。其先两世为左都御史,家颇饶。涵尽施田宅于法庆寺,反仰给僧寮以活。弃诸生,作出世想,与县人杨蕴交,后张衍馆之放鹤园。日偕衍、衍弟侗、李澄中、刘翼明辈游五莲诸山。涵工绝句诗书,善草隶,画墨竹。至卧竹林中,听其声。论者谓吴仲圭后一人。涵亦自珍重,每作一幅,必著计簿,恐膺者乱之也。好黄白术。一日自谓丹成,服之,暴卒。侗葬之小埠头东原,题曰:‘益都高士杨笠云先生之墓。’涵画竹,多署‘笠云’,又曰‘笠者’,曰‘笠人’,曰‘辅樵’,曰‘云峭’,曰‘成圆’,曰‘一也无’。其变幻颇似倪赞云。同时常游于县者,又有王屿似、李焕章、洪名诸人。”
  杨涵,字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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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3 21:15)
  《聊斋志异》中有多篇文章涉及葫芦。《画皮》:“道士以木剑枭其首,(女鬼)身变作浓烟,匝地作堆。道士出一葫芦,拔其塞,置烟中,飑朋然如口吸气,瞬息烟尽。道士塞口入囊。”《药僧》:“济宁某,偶于野寺外见一游僧向阳扪虱,杖挂葫芦,似卖药者,因戏曰:‘和尚亦卖房中丹否?’”此处葫芦,一为道士的法器,一为和尚的药具,均有大用。而我们平时所见葫芦,除前些年农村作为家用器皿的葫芦外,这些年见得较多的是作为赏玩器具的葫芦。
  葫芦,谐音福禄,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栽培地域广泛。汉代以前称瓠、匏、壶;汉代以后称壶卢、葫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这样释名:壶,酒器也;卢,饭器也。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葫芦作为某种器皿的功用已经消弭,逐渐成为一种赏玩之物。随着畜养鸣虫的兴起,收藏、把玩葫芦已在北方各地大行其道。
  葫芦按植物学分类,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品种:一是大葫芦,此种葫芦在农家种植较为广泛,当蔬菜食用,或成熟后锯成两半作舀水的瓢及作盛装什物用具。二是亚腰葫芦,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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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宗良《蒲松龄年谱汇考》记载:“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秋,杨万春有书札至,并赠卷资二十两;蒲松龄因作书以谢。”杨海儒、杨晓林《蒲松龄与杨万春(松年)——聊斋诗〈求邑令支发贡金〉中的“良友贵官”析》详细考证了杨万春生平及其赠送蒲松龄礼品礼金过程。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聊斋诗文集》钞本,录有署名“杨松年”致聊斋两函书札,其一云:“睽违函丈,忽尔两载,高山之思,与日聚积。年时谒选返舍,满拟趋叩阶前,缘日迫途修,怅然就道。必来案牍纷繁,日不暇给。加以久荒不治,疲敝积习之区,一旦扫除而更新之,既难且苦,食贫如故。每于公余回忆,耳提面命,皆我老夫子成就,以有今日。涓埃未酬,惭感无地。不腆四种,遥志寸忱。附‘同门朱卷’一本,以见渊源有自。俯维叱存,并求清诲。庶千里而遥如依依于左右矣。临启,曷胜瞻切之至。”
  其二云:“久别清光,寒暑递更,三秋之感,寤寐时形。今值丹桂飘香,广寒花放,龙头老成,端在老师台也。幸已叨入仕籍,倏忽五载,冷署萧条,艰苦万状。其于故人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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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01 10:34)
  蒲松龄《降辰哭母》诗云:“因言‘庚辰年,岁事似饥荒。儿年于此日,诞汝在北房。’”据此诗可知,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淄川大饥荒。蒲松龄于此年农历四月十六日戌时,生于故宅北房。各种志书及唐梦赉的文章,都对此年的大饥荒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宣统《山东通志》卷十《通纪八·明》:“庄烈帝崇祯……庚辰十三年:春闰正月,赈山东饥;夏五月,大旱,蝗;冬十二月,大饥,人相食。”
  道光《济南府志》卷二十《灾祥》:“明……庄烈帝崇祯……十三年……五月大旱,饥,树皮皆尽,发瘗胔以食。”
  乾隆《淄川县志》卷三《赋役志·灾祥》:“崇祯……十三年,大饥,人相食。”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六:“崇祯十三年庚辰……是年,两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浙江大旱蝗,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道路梗塞。”
  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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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30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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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

煤炭

历史

  淄博煤炭业兴起于唐朝。据博山区福山镇煤矿考证,今博山区周家地、田家地、走马岭就有唐朝开凿的古井5个;淄川区磁村村、岭子镇调查,属1840年以前的古井达200眼;淄川区寨里镇志载:“……以莪庄、沈马庄古井最多,全镇已查出有名字的古井128眼。”
  《博山县志》记载:“相传自宋朝即有用煤炭下层之土制粗罐瓦盆以供乡人需用者。”
  元朝,封建统治者厉禁开矿,不许民间采挖,淄博煤炭业处于衰败之势。
  明朝万历年间,随着重工业的发展,淄博煤田的开采逐渐兴盛。当时的颜神镇(今博山)已是制陶中心。
  到清朝康熙年间,颜神镇的采煤业便闻名于北方各大城镇。
  (摘自《淄博市地方煤炭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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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三十九年(1700),蒲松龄好友韩逢庥调任定州知州。道光《直隶定州志·人物·职官·知州》记载:“韩逢庥,字樾依。青城人。(康熙)三十九年任。”民国《青城续修县志·艺文志下》载有张元《樾依韩公墓表》,其记载:“会上北巡,访及地方能员,抚臣李公光地首以公对,调繁真定府定州知州。(州)为九省通衢,供应颇费,日不暇给,公出(处)之裕如。州有驿递,其房垣修造,旧派各里;所需草豆,亦于秋后征收,发价侵渔扣克,久为民累,公概裁革。士有家贫向学者,为延名师以司督课,士气鼓舞,文风丕变。故州人歌公德政,有‘士之爱鼎自公始’之语,盖谓此也。”
  韩逢庥任职定州期间,重修了著名文化古迹众春园、雪浪斋。康熙四十一年(1702)九月,工程竣工。道光《直隶定州志·地理·古迹》记载:“众春园,宋韩魏公建。先是,郡城东北隅潴水为塘,广百余亩。植柳万株,亭榭花草,一时称盛。宋太宗时,中山守李公昭亮为之,未立园名,寻废。韩魏公修治而名之曰‘众春’,自撰记,见《艺文》。其后迭经兵燹,豪右乘隙窃据。明神宗时,州牧唐祥兴获遗址,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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