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书里的费县酿酒业

费县人喝酒的历史究竟有多么悠久，没有留下确切的文字记载。估计自从有人在此聚居那天开始，就有人喝酒，因为人类是离不开酒的。费县古代没有酿酒厂，酿酒作坊也出现得很晚，本地人所喝的酒，多为家庭土法酿造的白酒，也就是韩愈诗中的“家酿”，苏轼诗中的“村酒”。

费县目前仅存的两部古代地方志《康熙费县志》和《光绪费县志》里面，对酿酒业只字未提。一方面是因为酿酒业在古代属于“末业”（与一向被视为“本业”的农业相较而言），道貌岸然的官修志书，对此不屑提及；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费县的酿酒业不够发达，没有形成足够的规模和名气。如果本地出产茅台、五粮液那样如雷贯耳的名酒，地方志想不写都不行。例如被梁启超誉为“天下府志第一”的《遵义府志》，这样记载茅台酒：“仁怀城西茅台村制酒，黔省称第一。其料纯用高粱者上，用杂粮者次之。制法：煮料和曲，即纳地窖中，弥月出窖烤之。其曲用小麦，谓之白水曲，黔人又称大曲酒，一曰茅台烧。仁怀地瘠民贫，茅台烧房，不下二十家，所费山粮，不下二万石。青黄不接之时，米价昂贵，民困于食，职此故也。”

到了清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费县人李景星编纂《山东沂州府费县乡土志》时，第一次提到了费县的酿酒业。李景星，字紫垣，又字晓篁，费城人，廪膳生员。他学问淹贯，博洽多闻，著有《屺瞻草堂经说》《屺瞻草堂楹联话》《四史评议》等，晚年受聘担任费县县志局局长，主持编纂《费县志》。他在《山东沂州府费县乡土志》下卷《本境物产》一章中，把费县境内的物产分为“动物天然产”“动物制造产”“植物天然产”和“植物制造产”四大类，其中的“植物制造产”里面有“食之属”，开头这样说道：“酿谷为酒，制豆为油，本境称利用焉。”仅此一句话而已，没有更为具体的记述。其实，当时费县的酿酒业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限于篇幅，李景星没有展开记述，未免语焉不详。不过，从“酿谷为酒”这4个字可以清楚地知道，费县所酿造的是粮食酒，这个“谷”是指高粱。

民国时期，费县酿酒业发展较快。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国立山东大学化学社编印过一本书叫作《科学的山东》（民国醒民印刷局青岛刊本），书中说道：“酿酒工业，高粱酒——俗称白干酒、烧酒。山东一省出产高粱甚丰，原料既富，销路亦畅旺，因之各县营高粱酒酿造业者日臻发达，全省约二千五百多家，惜多采旧法，不能改良。”该书还附有各县“酒类原料调查表”，其中记载，费县的酒类名称是“烧酒”，出产数量是“二十万一千斤”，主要原料是“麦曲高粱”，每酿一百斤普通酒所用原料数是“四百斤”。全县每年出产20.1万斤烧酒，可见当时的酿酒产业规模已经相当可观。

该书称费县出产的高粱酒是“烧酒”，用词非常准确。今天人们常说的“白酒”，明清时期称作“烧酒”，或者“大曲酒”。而明清时期所说的“白酒”，其实是发酵时间较短的白米酒。明代戴羲所编《养余月令》卷十一中有“凡黄酒、白酒，少入烧酒则经宿不酸”的记载，可见当时白酒、黄酒、烧酒这3种酒是并列的。中国的酿酒历史非常悠久，有猿猴造酒、仪狄造酒、杜康造酒等各种各样的传说。《诗经·鲁颂·泮水》有“鲁侯戾止，在泮饮酒，既饮旨酒，永锡难老”的记载。但是，在宋元以前，都是以低温加热处理的谷物发酵酒，不属于蒸馏酒的范畴。直到元代开始，才出现了蒸馏酒，称作“烧酒”，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白酒。2002年在江西省进贤县李渡镇发现的元代烧酒作坊遗址，距今800年左右，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遗迹最全、遗物最多、时间跨度最长的大型古代烧酒作坊遗址。

费县商业局1986年编印过一本《费县商业志》（油印本），里面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解放前的费县酿酒业。该书第二章第六节《酒业（糟坊）》记载，开“糟坊”蒸酒，是一个专门行业，必须经过官府批准才能开办。解放前，费县城内只有两家“糟坊”，一家叫作“龙泉湧”，另一家叫作“德泉湧”，都在县城南门外。店名不约而同地都带有“泉”字，典出欧阳修《醉翁亭记》名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湧”即“涌”，泉水喷涌之意，寓意出酒多多，财源滚滚。

“龙泉湧”位于慕曾街西侧的“祈壝街”上，也就是今天的“供销大楼”北侧的小巷子里面；“德泉湧”位于慕曾街东侧的“通济街”上，也就是今天的“龙门豪庭小区”北部。一个在路西，一个在路东，所以有“西酒店”“东酒店”之称。当时酿酒所用水源，应为地下水（井水）。“德泉湧”在东部，靠近温凉河边，地势较低，水源更为充足。

“龙泉湧”是三户人家合伙开办的酿酒作坊，老板叫李夫祥。三家共同出资3600块大洋，雇佣了28个工人。每年除了缴纳20块大洋的税款之外，纯利润只有600块大洋。这家酒作坊，从清朝末年开业，生意一直不太景气，时开时停。到了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转给了赵汉堤，作坊改名“新成”，经营了半年，第二年就停业了。

“德泉湧”是独资开办的酿酒作坊，老板叫赵文勋，总共雇佣了30个工人。清朝末年开业，除了酿酒这个主业，还以“前店后厂”的方式，批发兼零售，经营方式比较灵活，生意能够勉强维持，挺过了异常艰困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后实行公私合营，这家酒作坊被国家接办，逐渐扩建为国营酒厂。

酿酒业属于工业门类中的轻工业，所以费县经委、费县工业局1988年编写的《费县工业志》里面，也记述了费县酿酒业的一些情况。书中记载，自清末至民国年间，费县的酿酒业有了一定发展。1933年，县城成立“酒业公会”，会长孙自宜，副会长蔡雪轩，主要管理酿酒业和烟草业，并代替官府处理商务，催缴税款、债务。1937年，全县共有酿酒作坊16家，分布在县城、梁邱、上冶、方城、薛庄、探沂、朱田、马庄8个集镇。全县共有酿酒工人362人，开“糟坊”蒸酒。主要原料是高粱、小麦。

《费县工业志》还用整整一节的篇幅，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费县酒厂的发展情况。书中说，费县酒厂是费县最早的工业企业之一，建厂时，厂址在平等街路南（解放前赵家酒店旧址），共有草房40间，敞棚60间，场地狭窄，设备简陋，以高粱、小麦为主要生产原料，只生产一种白酒，年总产量为200吨。当时称为“费县商业局酒厂”，职工41人。1958年改为“费县酒厂”，1965年搬到建设路北、温河西岸，西邻是汽车站，路南是煤建公司（后来的燃料公司）。产品花色不断增加，主要生产65度白酒，有65度大曲酒、65度二曲酒和老窖酒。1982年白酒产量达到3054吨，年产值从1967年的29.4万元、1968年的43.2万元、1969年的72.9万元，逐年快速增长，1975年达到153.8万元，1980年达到374.6万元，1985年达到861.1万元。这些看似枯燥的数字背后，是费县酒厂的迅猛发展。

据厂里的老同志回忆，酒厂刚搬到建设路北的时候，条件非常简陋，没有职工宿舍，只有几间大屋，当时大都是男职工，很少有女职工，所以一条巷子被叫作“光棍巷”。那时候上班是三班倒，产量比较低，一年只有2-3吨，主要生产瓜干酒，老白干，以散装酒为主。1985年到1991年组建了包装车间，才开始生产瓶装酒，有了自己的注册商标，职工宿舍也开始建了起来。有段时期，酒厂资金紧张，县政府给予大力支持，才渡过难关。那个时期，全县党政干部的工资，全指望酒厂上缴的税款来支付。当时酒厂还在厂区东侧新建了一个澡堂，职工可以凭票免费洗澡。澡堂也对社会大众开放，每到冬天，方圆几公里的干部群众，都到这个澡堂洗澡，为酒厂带来了一大笔收入。1992年，费县酒厂生产的“羵羊春”白酒获得布鲁塞尔国际金奖，厂长亲自到比利时去领奖，全厂上下群情振奋，热情高涨，干劲十足。

1992年新编《费县志》第十五编《工业》第五章《食品工业》里面，也有“费县酒厂”的一段简短文字记载，基本上摘抄了《费县工业志》里面的文字，兹不赘述。20世纪90年代，山东白酒火遍全国，几乎每个县都有酒厂，“一县一名酒”的称誉决非浪得虚名。90年代也是费县酒厂最辉煌的时期，是全县的税收大户，是全县财政收入的支柱，这是不争的事实。

2015年新编《费县志》，把费县酒厂列为“食品企业”。书中记载，费县酒厂1994年6月兼并了原费县印刷厂，1995年3月收购了破产后的原费县罐头厂，1996年5月组建山东温和集团，1996年底改制为山东温和股份有限公司，并在山东企业产权交易所进行股权证交易。

20世纪90年代，费县人基本上不喝外地酒，全都喜欢喝费县本地出产的温河酒。家家户户餐桌上摆放的，全都是温河酒，高、中、低档都有。县招待所和全县大大小小的饭店，都是温河酒在唱主角。记得当时费县党政部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公务接待用酒只能喝玻璃瓶的“温河特曲”，不能超标；后来提档升级，改喝白瓷瓶的“温河特液”；再后来，则升级为蓝瓶的“温河王”。报纸上，电视上，广播上，铺天盖地都是费县的温河酒。所有费县人都以温河酒为自豪和骄傲，家里来了客人都是用温河酒招待。不仅限于费县，当时温河酒已经占据了临沂白酒市场的半壁江山，风行一时，大行其道，整个临沂地区乃至鲁南、苏北、皖北一带，都在喝温河酒。

曾几何时，费县人的餐桌上发生了微妙变化。温河酒独步天下的形势被打破，外地酒一个一个冒了出来。个中原因比较复杂，非外行人所能说得清。作为一个不算资深的温河酒老酒友，我私下里经常与朋友们谈论此事，认为小县城酿酒业不应走“高端路线”，不应过于追求“高大上”，大众消费才是最大的市场。如何能够再现90年代的辉煌，每个费县人都喜欢喝温河酒，费县人餐桌上摆放的都是温河酒，那就是了不起的巨大成功。作为一个费县人，我非常期待温河酒重振雄风，再展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