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五年—读书篇之《左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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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氏传》序/杜预
《春秋左传正义》的开篇,是孔颖达为杜预写的《春秋左氏传序》作注解。孔先生认为,这篇序言是杜预“序《春秋》名义、纪传体例及己为解之意也。”所以,我们应该先来拜读一下这篇序言。
《春秋左氏传》序/杜预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檮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
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诫,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
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
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
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使;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汙。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
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固当依传以为断。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
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解释其所著书之条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谷梁》无明文。说者以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逊,以避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
《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伤时王之政也。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
曰:然则《春秋》何始于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圣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非所闻也。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
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至于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亦无取焉。
【作者: shk】【访问统计:】【2008年08月29日 星期五 17:27】
《序》(一)春秋的由来
注:题目中《序》是《春秋左氏传序》的简称。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这是告诉我们《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孔子修了鲁史《春秋》,可“春秋”这一名词,在《春秋》经中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只是在《左传》里倒是现身了。如:昭二年,韩起聘鲁,称“见《鲁春秋》”。
其实,“春秋”之名很早就见诸史书,具体年限已不可考证。“《外传•晋语》司马侯对晋悼公云‘羊舌肸习於《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礼•坊记》云:‘《鲁春秋》记晋丧曰其君之子奚齐。’又《经解》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诸文所说,皆在孔子之前,则知未修之时旧有“春秋”之目。其名起远,亦难得而详。”
那么,“春秋”之名最早是如何得来的呢?杜预推测:“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孔颖达注解道:言於此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系日;月统日,故以日系月;时统月,故以月系时;年统时,故以时系年:所以纪理年月远近,分别事之同异也……事系日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记必先显其年,以为事之初始也。年有四时,不可遍举四字以为书号,故交错互举,取“春秋”二字,以为所记之名也。春先於夏,秋先於冬,举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见冬,故举二字以包四时也。“春秋”二字是此书之总名,虽举“春秋”二字,其实包冬夏四时之义。四时之内,一切万物生植孕育尽在其中。《春秋》之书,无物不包,无事不记,与四时义同,故谓此书为《春秋》。
到此,我们该恍然大悟了吧。原来,记事必然该标明年月日,而“年是事端”,一年有四时,即春夏秋冬,因为不能“遍举四字以为书号,故交错互举,取‘春秋’二字,以为所记之名也。”也就是说,“春秋”二字,其实包含了四时之义,“四时之内,一切万物生植孕育尽在其中”。如果当初我们的先人取“冬夏”二字为书号,那么流传到现在,恐怕我们说起“冬夏”比“春秋”还要顺流。至于后代儒者,有的根据春夏秋冬四时的寓意来揣测“春秋”之定名,孔颖达先生不认同,我也觉得牵强。有时,简单即是美,太深刻了反倒让人曲解。
【作者: shk】【访问统计:】【2008年09月1日 星期一 15:01】
《序》(二)史官之职
明白了“春秋”之义后,我们来看看书写“春秋”的官吏及其职责范围。
——《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檮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
依照《周礼·春官》的记载,史官有小史、内史、外史之分,他们的分工不同。《周礼·春官·小史职》中说掌邦国之志;《内史职》中说凡四方这事书,内史读之;《外史职》中说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于四方。也就是说,小史、内史即主国内,又主四方来告之事,外史则是主本国赴告他国之事。
那么,《春秋》究竟是内史所主,还是外史所主呢?史料中无明确说明。孔先生推测为:“盖天子则内史主之,外史佐之,诸侯盖亦不异。”只是,春秋时许多周礼都已废缺,或不设置内史,策命之事,多是由大史主之,小史佐之。事例如下:
——《左传·襄公三十年》传称郑“使大史命伯石为卿”,是诸侯命臣,大史掌之。诸侯大史当天子内史之职,以诸侯兼官无内史故也。郑公孙黑强与薰隧之盟,使大史书其名,齐大史书崔杼弑其君,晋大史书赵盾弑其君,是知诸侯大史主记事也。南史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当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传称“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言外史,则似有内史矣。必言诸侯无内史者,闵二年传称史华龙滑与礼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传称鲁有“大史克”,哀十四年传称齐有“大史子馀”,诸国皆言大史,安得有内史也?季孙召外史者,盖史官身居在外,季孙从内召之,故曰外史,犹史居在南,谓之南史耳。
这里,还需明白几个关键词语的含义:大事与小事、简与策。
——“大事者,谓君举告庙及邻国赴告,经之所书皆是也。小事者,谓物不为灾及言语文辞,传之所载皆是也。”关于简与牒,许慎《说文》中这样作解:“简,牒也。牍,书版也。”蔡邕《独断》曰:“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郑玄注《中庸》亦云“策,简也”。由此看来,则简、札、牒、毕,同物而异名。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故於文“策”或作“册”,象其编简之形。以其编简为策,故言策者简也……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乃方版,版广於简,可以并容数行。凡为书,字有多有少,一行可尽者,书之於简;数行乃尽者,书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书於策。
——大事後虽在策,其初亦记於简。何则?弑君大事,南史欲书崔杼,执简而往,董狐既书赵盾,以示於朝,是执简而示之,非举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书於简,後乃定之於策也。其有小事,文辞或多,如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字过数百,非一牍一简所能容者,则於众简牍以次存录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隐十一年传例云“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明是大事来告,载之策书也。策书不载,丘明得之,明是小事传闻,记於简牍也。以此知仲尼修经皆约策书成文,丘明作传皆博采简牍众记。
“以此知仲尼修经皆约策书成文,丘明作传皆博采简牍众记。”原来如此。过去我一直为《春秋》的原貌而好奇,也为孔子如何修《春秋》及左丘明作传的材料来源而百思不得其解,并在意图中记录了我的问题。读了以上这些文字,我终于解除了诸多困惑。
当然,关于《春秋》只是史书大名,统名,在不同的诸侯国,还有别名。
——《孟子》曰:楚谓之《檮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
【作者: shk】【访问统计:】【2008年09月3日 星期三 08:15】【
《序》(三)周公之志仲尼明之
关于下面这段话,我认为书中分析得非常细致。即解释了《易·象》、《春秋》所昭示的文王之功、周公之德,又暗喻了鲁史《春秋》是遵从旧典礼经的典范,以此说明了韩宣子的感叹由衷。
~~~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见《春秋》知周公之德,见《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制此典,即是身有圣德,圣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观其书,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处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属之。人异,故文异。传言观书大史,则所观非一,而独言《易•象》、《鲁春秋》者,韩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鲁无增改,故不言“鲁易象”。《春秋》虽是周法所记,乃是鲁事,故言“鲁春秋”也。《春秋》、《易•象》,晋应有之,韩子至鲁方乃发叹者,味其义,善其人,以其旧所未悟,故云今始知,示其叹美之深,非是素不见也。
史官所书,必有成法。如隐公十一年,“不告”则“不书于策”,这说明“书于策必有常礼”。也就是说,在孔子修《春秋》之前,史官记载,就有一定的规则。韩宣子所见的鲁《春秋》,是史官完全是遵照周公旧有定制所书,故“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诫,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这句话震耳欲聩,发人深省。既然周公之垂法典策具存,为何还要说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这是因为“官失其守,褒贬失中,赴告策书,多违法乱纪旧典”造成的。
——周德既衰,邦国无法,群小在位,故官人失其所守也。虽广言众官失职,要其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赴告之中违旧章者,若隐三年,平王以壬戌崩,赴以庚戌;桓五年,陈侯鲍卒,再赴以甲戌己丑;及不同盟者而赴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类是也。策书记注多违旧章者,仲尼既巳修改,不可复知。正以仲尼修之,故知其多违也。
那么,孔子是如何修《春秋》呢?“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诫,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孔子修《春秋》,是以鲁史策为主,考其真伪,志其典礼。“真者因之,伪者改之;合典法者褒之,违礼度者贬之”。以达到“上以遵周公之制,使旧典更兴;下以明将来之法,令后世有制治国之法”的目的。至于那些不涉及善恶之类的旧史,不管文辞繁简,多沿记之,不再更改。
——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
史料中关于孔子修《春秋》的有关记载: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史记·太史公自序》: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自孔子论史记,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各有妄其意,失其真,故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孟子·离娄下》: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严氏春秋》引《观周篇》:孔子将脩《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於周史,归而脩《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作者: shk】【访问统计:】【2008年09月6日 星期六 14:56】
《序》(四)左丘明作传释经
左丘明何许人也?《汉书·艺文志》上说:左丘明,鲁史也。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孔先生以为,“丘明为经作传,故言受经于仲尼,未必面亲授受使之作传也。”这句话受益也。假若让我理解,一定会误认为左丘明是孔子的弟子。
成语“优柔餍饫”就是出自这篇序。杜预赞美左丘明为《春秋》作传,深谙孔子修《春秋》之义,“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
那么,《左传》是如何释《春秋》经的呢?
一、传释经之内容
1、传先经为文,以始后经之事。如:隐公元年,不书隐公即位,先发仲子归于我;
2、传后经为文,以终前经之义。如:昭公二十二年,王室乱,定八年,乃言刘子伐盂以定王室。
3、传依经之言,以辩此经之理(依经者,经有其事,传辩其由)。如:隐公不书即位,而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
4、错经为文,以合此经之异(错经者,有地有两名,经传互举)。如:经“侵”传“伐”,于文虽异,于理则合。
5、有经无传(例之所重)。如:桓元年,经“秋,大水”。传“凡平原出水为大水”。庄七年,“秋,大水”,而传不再复发。
6、无经有传(躬览载籍,所见者博,以义有所取,必广记而备言之)。
二、传释经之三体
1、根据旧史书的体例即周公之法,来修订的称“发凡正例”,亦称“凡例”。共有五十种。
2、结合旧体例而加以变化的称“新意变例,共有七种情形。
3、《春秋》里只记事,《左传》里说明意义, 但不说明体例, 称“归趣(旨趣)非例”。
关于“三例”,我查找了许多资料,脑子里始终糊涂不清。看到这则浅显易懂的资料,似乎有所明白。
所谓“正例”,即《左传》解释《春秋》时常用的“凡”字句式,如,“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之类。杜预总结出《左传》中这样的句式共五十句,故称之为“五十凡”,是为“正例”,“乃周公所制礼经也”,即周公之垂法;孔子修《春秋》,在继承周公垂法的同时,又有自己的发明,即孔子所表达的是非褒贬,如《左传》中常见的“不书”、“故书”等解经之语,“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即孔子之“新义”;除此之外,则“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左)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就是说,除周公之“正例”、孔子之“变例”之外,《左传》的大部分传文只不过是直述史实之原委,直接表达是非褒贬,无例可循,故日“非例”。
三、传释经行文之褒贬
1、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
2、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
3、婉而成章,曲从义顺,以示大顺。
4、尽而不汙,直书其事,具文见意。
5、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
以上可以看出,传虽然释经,可也有自己的发挥,而且对经的传承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作者: shk】【访问统计:】【2008年09月9日 星期二 18:21】
《序》(六)为左传作注之本意
关于传与经的有关问题盘清理顺了之后,杜预开始自述作注之本意。
一、首先申明此注异于先儒的传文。
孔子修《春秋》,后儒为其作传释经的文人不尽其数,但其所论不尽相同。杜以为,“丘明与圣同时,为经作传,经有他义,无容不尽,故传修丘明之传以释经也”。这也就是杜以《左传》为版本,读经、释经、集解经的根本宗旨。其它先儒之传注,仅作参考。
在这里,杜预先生认为,“《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但义则待传而后晓。”它和《易经》中的八卦之爻不同,一爻变,其情全变。而经一字之差异,本身不能独显其大义,只有通过语词解释,才能传达其大义。“故当依传以为断。”
二、其次,交待了《经传集解》、《释例》之含义。
“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因经、传异处,阅读不便,故杜分年相附,聚集而解之。
“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因为没有读到杜先生的《释例》,所以对这一词语的意义比较含糊。词典中,释例的意思是阐释他人或自己著作内容的凡例,并用杜预的上面那句话来注释“释例”,其含义时而清晰,时而模糊,难以述说。
【作者: shk】【访问统计:】【2008年09月19日 星期五 16:26】
《序》(七)为麟而作获麟绝笔
以下分析探究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及起始点。
《春秋左传·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经曰:十有四年春,西狞获麟;传曰:十四年春,西狞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
“麟”即麒麟,它与“凤”及龟、龙、虎,据说是“神灵之鸟兽,王者之嘉瑞也”。杜预认为,“时无明王出而遇获,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修中兴之教。绝笔於‘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社会混乱。在此衰乱之世,麟的出现并非合其时。“上无明主,是虚其应也。为人所获,是失其归也。”孔夫子由此联想到毕生所推崇的文王之道,始终得不到实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不禁伤时之政,“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但他又不甘心就此罢休,并因“获麟”所感,“既知道屈当时,欲使功被来世,由是所以作《春秋》。”
既然弄明白了孔子修《春秋》的终年,那么,它的开端又是如何的呢?
杜预认为: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录,文武之迹不队。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
而下面这段孔颖达先生的逐句分析,更是透彻精辟:
“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迁居洛邑,平王为首,是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於第当立,委位让桓,是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隐公,之初当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则列国”,其爵为侯,其土则广,是大国也。“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鲁承周公之后,是其福祚之胤也。若使平王能抚养下民,求天长命,绍先王之烈,开中兴之功;隐公能大宣圣祖之业,光启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临天下,如是则西周之美,犹或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於地。而平王、隐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资,而竟不能然,只为无法故也。仲尼愍其如是,为之作法,其意言若能用我道,岂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历数,附其时人之行事,采周公之旧典,以会合成一王之大义,虽前事已往,不可复追,冀得垂法将来,使后人放习。以是之故,作此《春秋》。
故知孔子为什么修《春秋》,及如何修《春秋》,其意深也!
【作者: shk】【访问统计:】【2008年09月26日 星期五 15:17】
读《序》之后感
近两个月来,一直在读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序》及孔颖达为序所作的疏。
所谓的“一直在读”,并非是很用功地苦读,而是指没有在读别的书,除了《追忆似水年华》以外。因为新房子的牵涉,妈妈的生病住院,还有伙伴们的相约玩牌,这诸多理由把我包裹起来,忙,累。其实只有自己内心明白,这些不过是借口。
这则序言及疏实在难读,又找不到可以帮忙的资料。本来古文功底差,以往凡是难懂的段落,总能信手拈来译文及注解,而这次我无论如何搜索,仍不能如愿。因此,只有靠自己一字一句去琢磨,去体会。时间一久,如此坚硬的东西磨得我信心尽失。于是,拿起来又放下,放下重又拾起,真真有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无奈感觉。
前两天,我对先生聊起这两个月的读书经历,他说:这么辛苦就不要读了,再说,即便读懂了又如何?一听这话,心头果然就放松了。是啊,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读过它,照样不是过得很好吗?可一旦心静下来,还是止不住想拿起它。没有目的,没有理由,只是想读,喜欢读,在阅读、品味中有一种愉悦的快感,或为文字,或为思想。
无论是杜预还是孔颖达,他们对《春秋》、《左传》的认知,已经达到了精通的境界。他们对二者的注解及疏,前后联贯,由一件事说开去,博证旁引,融会贯通,使《春秋》与《左传》、《春秋》、《左传》与那个时代完全达到了浑然一体的境地。我想,穷其一生能如此,就算万幸了。
通过阅读这则《序》,我终于明白了孔夫子所说的“不愤不咎,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真正含义。当我苦苦探究《春秋》的“微言大义”而不得时,阅读这部书,眼前突然别开洞面,其中的幽径通深,更使我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作者: shk】【访问统计:】【2008年09月26日 星期五 16:53】
读《孔子传》
《左传》终于接近尾声了。为了阅读这部分,打算一并读钱穆先生的《孔子传》和曹尧德、宋均平、杨佐仁的《孔子传》,以便了解那个时期《左传》所没有涵盖的内容。
近来听说影视界要对孔子“下手”了,心中颇不以为然。两千多年过去了,我认为不必以现代人的眼界、心灵来刻画孔子,如果想要了解他,还是以文字来解读吧,给人以空间、想象的余地。
【作者: shk】【访问统计:】【2009年03月18日 星期三 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