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诗品》的理论成就之二，是他提出了“直寻”说和“自然英旨”说。《诗品·上品后论》：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巧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

这段话，是针对宋齐时代不少诗人喜欢用典的风气而谈的。雕章琢句是六朝文学创作的普遍趋向，钟嵘针对时弊，提倡艺术表现上的“自然英旨”。钟嵘认为，当时创作违反“自然”的艺术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不良倾向，一是用事用典，一是宫商声病。这段话主要谈的是关于用事用典如何有损于自然美的问题。

刘宋直至齐梁，写文章作诗盛行用典故，甚至发展到把一个人腹内装典故的多寡，视为学问深浅的标志。为了矫正时弊，钟嵘提出“直寻”的主张，要求诗人到现实生活中观察体会，摄取创作的资料营养。他明确表明他是反对用典的。在他看来，“经国文符”、“撰德驳奏”一类的文章，应该援引古典，至于“吟咏情性”的诗，其优秀篇章都是描写目击身历的景象，不必从经史中来，不需要用典。他明确提出了“直寻”说。“直寻”便是但写所见，情有所感，眼有所见，辙可成诗。“直寻”，在写法上当亦包括着写实的意思。他在评论诗人时提到的“直致之奇”，即此意；“巧构形似之言”，“尚巧似”，也是此意。需要说明一点，在《诗品》中，“巧似”，不是作为贬语出现，而是作为写实的一种表现形态出现的。“直寻”说，对中国诗歌思想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后来的王夫之，在这一点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可看他的《夕日永堂绪论》、《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便可了然。

    由“直寻”而提出“自然英旨”，是从表现方法的写实而提升到审美趣味的重自然。“自然英旨”，就是自然精英，也就是他在后面所说的“真美”。他主张自然精英，不仅反对用书，反对寻摘经史，而且反对人工声律。针对当时沈约等人提倡的声律说和声病说，他表示了反对的意见，认为，自然声律是可以的，且古已有之；讲求四声与病犯，则是对于自然美的一种拘束。“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当然，这一观点，从钟嵘的审美趣味与及它所代表的当时的一种创作倾向而言，是健康的。但如果从声诗发展的历史来考察，则它又是守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