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痛批的“为官不为”问题，中组部已将该问题的防治作为今年重点调研课题。基于地方试点经验，中组部已着手开始系统研究“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制度。此前，而为治理懒政庸政，贵州省黔西南州从去年开始尝试推出“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度”，截至今年2月已有1334名不胜任干部被召回。在召回后的集中培训阶段，黔西南州有的单位甚至组织“召回干部”军训一天。（4月14日《南方都市报》）

为官不为、懒政庸政等等现象，素来为民众所深深诟病。为之寻找应对之道，已然越发显得迫切。就此而言，在相当长时间的基层实践中，所形成的某些颇有开创性的“地方经验”，当然是极具价值的现实参照。例如，贵州黔西南州所实行的“干部召回制度”，就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在很多人看来，这种新颖的“治慵”方式，俨然提供了一条前景光明的出路。只是，地方版的“零星试验”，到底能否普遍适用，也许还有待观察。

黔西南州所谓“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制度，分解来看实则包括三个层面。其一，制定明确、具体的“评价条款”，事先阐明哪些情形属于“不称职”；其二，比照上述标准，来发现并召回庸官懒官；其三，对被召回官员开展培训教育，并就后续效果进行跟踪考察……然而现实来看，当地针对这三个部分的表述与做法，很多时候还充斥着，明显的不确定性和主观色彩。这表明，现阶段的干部召回制度，尚且不够精细、规范。

众所周知，“干部召回”制度的核心优势，首先在于宣示了某种强势治庸的意志，然后就是其提供了一种“再造庸官”的可能路径。但必须承认，这种种的乐观期待，尚且都还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撑。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在于，倘若缺乏一套可行的机制或方法，来筛选出庸官懒官，也就根本谈不上召回和培训了。要知道，“为官不为”问题，之所以不易解决，最直接的原因其实就是“界定难”。

只有建立起完整的标准化考核体系，只有能够精准定义并区分出庸官懒官，再来探讨后续的处置与再造，才可具备起码的话语基础。当然，对“官员不作为”的防治，“召回”制是否就是最合适的方式，实则也存在疑问。一方面，“召回”本身意味着，官员的日常履职被打断，由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些额外成本；另一方面，召回后封闭式集训短短几天，且多以宏大说教为主，也未免有草草了事之嫌疑。凡此种种的不足，都理应被正视。

“干部召回”制，当然是一个不错的尝试。但它终究只是，就“召回”之后的部分，给出了有新意的设计；至于“召回”之前的事情，却甚少提及。可谁都知道，再造庸官先要发现庸官，这无疑提示有关方面在试水“召回制”的同时，不要忽略那些更为前提性的机制改造。比如说，扩宽官员考核的主体，增加效率维度的刚性测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