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省蒲江县出台《关于规范全县党政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通知》，规定婚丧喜庆事宜随礼不得超过个人月工资（含津补贴）的10%。通知要求操办者收到明显超过此数额礼金的，应在事后5日内报单位纪检监察机构备案。蒲江县为份子钱划限额，让很多人都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7月24日《人民日报》）

官方发文，给随礼金额设限，无疑是颇有创意的新规。一直以来，流行于官场内，沉重的人情花费，让各方都苦不堪言。经年累月的宴请往来，一路推高了礼金的门槛。于是，所谓随礼，便不再是纯粹的人情往来，而演变成人际勾兑的“投资”。花样繁多的宴席，既是上级官员聚敛钱财的平台，亦是下级官员打通关节的通道。红包愈是膨胀，推杯换盏愈是殷勤，而后无论婚丧嫁娶，都是一派可疑的模样。

历来官场宴客，最惹人疑。即便当事人安分守己，也仍要面对无数狐疑目光，以及众人悠悠之口。在这种彻底“污名化”的语境中，宴席本身的合理性，被世俗舆论彻底否定。或许恰是有鉴于此，职能部门方才从各个层面入手，力推官场宴请的简朴化、规范化。可以说，此类自我净化的尝试，同样是自我正名的有效努力——无论是明确宴客对象，还是给礼金设限制，都有避免“予人口实”的考量。

当然，种种清理官场宴请的政策，更重要的着力点还是在于，恢复公务员群体的道德品性。众所周知，官场沉重的人情往来由来已久，乃至于成为一种负面的传统，对后来人形成一种强势的裹挟。现实情况是，纵使很多官员无意通过礼金“谋事”，但他们还是不得已送上重礼。这仅仅因为，人皆如此、约定俗成……个体的德性自律，往往无法超越环境的浸染。当畸形的官场宴请已成定式，便很难再有人能靠一己之力挣脱于外。

所谓“传统”或曰“惯例”，总是极其难以撼动。具体到官员之间的宴请，那些柔性、空泛的三令五申，或许已然不足以改变事态。故而，唯有祭出些强力、刚性、具体的规定，才能打破固有的积弊。自此意义而言，“给礼金设限”虽然不近人情、管得过细，却确乎能产生直接且积极的效应。由于此一新政策的存在，深陷人情泥潭的公职人员，方才有底气、有理由一起安心“上岸”。

只是需要重申，那种临时性、非常态的纠偏动作，从来无法维系起长期的、稳定的良序。所谓礼金设限，终有松动的一天，彼时官场宴请的消极传统，是否又会死灰复燃？倘若着眼长远，治本之策显然还在于，在公职群体内部，建构起更现代、更文明的生活理念和交际范式；同时，严格圈定公权的边界，压缩权为私用、私相授受的空间。在此之后，官员的婚丧嫁娶，才能真正实现彻底的“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