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公车改革加速,多地组织了公车拍卖。然而，公车浪费、车轮腐败问题，在新一轮治理中又面临新的问题，国有资产如何卖得合理，改革程序不够公开、拍卖流程不够完善，个别地方的“应付式改革”亟待纠偏补漏。沈阳市大东区公车改革的121辆公车首次拍卖，百余辆公车底价集中在数千元到两三万元。信息披露不充分，车辆无人整理“卖相”差，车辆勘验只做表面文章，让很多有意向的人望而却步。（2月25日《新京报》）

呼吁多年的公车改革，在最近终于有了实质进展。随着一整套公车配置、使用规则的厘清，各地纷纷比照执行，力度与速度可谓诚意十足。在此过程中，“拍卖超额公车”，自然是必不可缺的一环。然而问题在于，所谓“拍卖”很多时候流于形式。其既未能搭建必要的形式要件，最终效果也远不如预期，招致一片非议，着实不足为奇。公众固然希望机关公车尽快减负瘦身，但倘若要以“国有资产流失”为代价，又有何意义呢？

理论上说，“拍卖”乃是处置超标公车的最佳方式。通过广告而至的信息发布，尽可能多吸引潜在买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竞价争购，本应确保“公车”以相对高价成交。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很多地方虽也走了拍卖的流程，但还是发生了公车贱卖的现象，甚至被指“内部人低价买车”。凡此种种伎俩，自卖自买当真是赤裸裸的自利自肥。视公物为私产，面对整改辗转腾挪，拒绝让民众公平地利益均沾——善意的公车改革，再次被扭曲成“自己人的盛宴”！

其实，自公车改革方案出台伊始，便有观点提醒“公车贱卖”的风险。显而易见，在一揽子政策组合中，针对“公车拍卖”的表述太过笼统，往往容易给具体操作者以便宜行事的空间。事实上，既然“社会化、市场化”是公车改革的总体方向，那么车辆拍卖也理当遵从此一逻辑。这要求，各“卖车”单位要尽可能多地，利用现有拍卖行业成熟的渠道，而非各行其是、各定规矩；同时，也应遵从“拍卖”活动起码的游戏规则，充分告知、事前估价等等。

理想状态下，严谨的拍卖，必须有专业力量参与、交由专业机构执行，如此虽然要支付一定佣金，但也能最大程度将拍品买出高价。从此角度看，国企、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等，只应是公车拍卖的委托方，而不该直接充当组织者……实践也证明，一手包办的拍卖，多数伴随着不能说的秘密。比如，故意将车放气、做旧，打消市民的竞拍欲望；再比如，确定一个远低于车辆价值的底价，从而给自己人接盘大开方便之门。

纵使公车福利不再，也要榨干到最后的一丝一毫。一些体制中人，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利用公共财产谋取私利的路径依赖，这种公物私产化的偏执意识，很多时候消解了变革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