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20日从相关部门获悉，民政部、最高法院、公安部等部门正在着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制定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干预政策，相关指导性意见拟于今年年内出台。“对拒不履行监护责任、严重伤害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行政干预的核心就是通过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剥夺监护人的监护权。这样做不是为了剥夺亲权，而是通过为未成年人设置法律底线，对类似行为起到震慑作用。”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张世峰说。（1月21日《新京报》）

此一新动态无疑表明，公共职能部门正更为积极地，介入对未成年的权益保护工作。这种改变一方面体现于，将保护的触角前置。一改过往的事后救助，为事前的主动接管；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细化了法律表述、强化了国家责任，变纯粹的民政救济为系统的司法兜底……在一揽子新规定中，“剥夺失责父母监护权”一条最具突破性，从舆论反馈来看，其亦获得了极广泛的支持。

父母对子女行使监管、看护的权利，的确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一再曝出的虐童事件表明，倘若将父母一方的监护权绝对化，乃至任何时候、任何情形都不加以限制，便极可能给未成年人造成长久、重复且不可逆的沉痛伤害。现实生活中，不少父母不仅未曾习得照顾孩子的必要技巧，而且索性就缺乏对子女的起码关爱——很多时候，由血缘维系的亲子关系，令人遗憾地充斥着，冷漠、施害和折磨。一个健全的社会，当然不应该容忍，这种有失人道的局面继续下去！

“剥夺失责父母监护权”的法理基础在于，每一位公民的人身权利皆不受侵犯，包括未成年的儿童。所以显而易见，此一规定的初衷乃是“保护受害者”，而非为了“惩戒施害者”……但，即便其正义性毋庸置疑，很多人仍还对后续操作细节忧心忡忡，一个问题是“剥夺父母监护权后，谁来接管”？由此产生的成本，又该如何分担？民政机构接管监护权，会否助涨不负责任的生育行为？

上述种种担忧，有些不无道理，有些却未必准确。必须厘清的是，剥夺失责父母的监护权，不等于终止了他们对子女的抚养权（更准确的表述应是“抚养义务”）。从法律角度说，即便是失去监护权的父母，也仍有责任继续支付抚养子女的成本！而且，由于司法、民政等机构的有效介入，父母给付子女抚养费用，变得更具强制色彩，这事实上保障了孩子的权益。

保护未成年人，剥夺失责父母的监护权，由之衍生的“成本计算”，或许是最不需纠结的方面。与之相较，另一些问题，显然麻烦得多。比如，在民政与法院密切合作的语境内，前者通过后者提起诉讼剥夺监护人的监护权，那么又该怎样确保“被诉父母”能够充分、公平的自我辩护？再比如，此类由公共机构主导的“监护权转移”行动，是否具备必要的可逆性——也即，该怎样界定“失责父母”恢复了对子女的爱与责任感？又该通过怎样的流程，将“监护权”还给他们？

外界的强力介入，或能保障孩子不受伤害，却始终无法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庭环境。让更多父母名符其实，终究要考验社会教化的技巧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