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河南永城一辆大货车因超载被当地运政、路政部门相继罚款。当事女车主刘温丽因付不起罚款喝剧毒农药自杀，所幸经抢救性命无虞。时隔半个多月后，这个在家人眼中倔强的女人，却为自己当天的行为很是后悔。贷款还未还清，尽管“闹翻”了，但她还得继续在这条线路上奔波。而如今，人得罪了一大片，她不知道，她的大货车以后要怎么跑下去。(12月4日《华商报》)

时间能忘却冲动、平息愤怒，时间也能酝酿悔意、积聚恐惧。不堪罚款之重，愤而吞毒相抗的刘温丽，早已不复当日的冲天怒气。平静的休整生活里，她盘算起今后的生计，担忧着或将遭遇的“报复”……她的身上，全不见一位“誓死维权”者当有的坚定与勇毅，却反倒是一副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弱者姿态。凡此种种，是自我保护的策略？亦或当真是，发之于心的后怕？

坦诚来说，刘温丽的焦虑，当然不无道理。强势的“体制”面前，纵有零星的逆袭者，也绝不会有永远的“女超人”。须知，“女车主喝农药”一事，一度让当地运政、路政相当被动而难堪，其后又是严查又失停职的——职能部门“损失”不可谓不惨重！既然来日方长，抬头不见低头见，又有谁能保证，有关方面不会挟私报复？“民莫与官斗”，得罪一片人的刘温丽，的确有理由后悔。

但，另一个疑问是，整个道路执法系统，当真就这般狭隘小器吗？一方面，非人格化的执法体制，本就不若个体那般心思复杂，未必真会有“有仇必报”的意识和行动力；再者说，执法体制内的具体执行者，又怎忍心、怎能够，故意刁难一位悲情妇人呢？所以，基于理想化的逻辑，刘温丽动辄担忧“被为难”，似乎又显得有些杞人忧天了。

事实上，刘温丽焦虑，更多还是源于，那些根深蒂固的民间智慧，是长久以来“官强民弱”格局所衍生的一种固化思维。然而，在更文明、更现代的认知框架内，公职部门与普罗大众间，早已划清了各自的权属边界：那种裹挟体制强力，宣泄私怒、打击“异己”的公门做派，如今已被归为败德非法，且必须追责的滥权行径——新的秩序里，公众有权对恶政不服从，并且主张“免受报复”！

刘温丽的纠结其实在于，她一不小心挑战了不公平的“旧传统”，却因为不知道如何适应新秩序，而变得焦躁不安、畏首畏尾。她并不懂得，该怎样捍卫权益，故而只能透过媒体发出些“悔不该”的声音，似是有感而发又像是示弱告饶……一位反抗不公的人，在有所改变之后，不仅未有一丝底气，反而加倍忐忑不安。这，当真是极讽刺的一幕。

无论是治理公路三乱，还是扭转其他的疑难沉疴，除了主管机构要持续发力外，切实保障民众“反抗不公”的权利，也是至关重要的。让刘温丽消除恐惧，乃是兑现正派社会的一个最基本承诺：敢于对不公现状者说“不”的人，理所当然会获得保护而非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