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前，陕西宝鸡的贾新德因抢劫被判无期，后经减刑于今年获释。45岁的他回家后却发现，自家老房子不见了。政府工作人员说，房子成危房，1993年乡政府将房子以900元卖给邻居。当他到派出所咨询申请庄基地时，才知户籍96年也被注销了。没了落脚处的贾新德，背着铺盖卷，白天流落街头，夜宿宝鸡火车站附近。（10月21日《华商报》）

“我想回家，但房子没了”，贾新德的这句独白，无比真实而显尽悲怆。又一次，某一个体的命运轨迹，让无数围观者心有戚戚。无家可归、露宿街头，本就足够苍凉，再联想到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便更加令人愤怒和感伤。你永不能想象，在成熟的文明社会内，竟会发生“乡政府偷卖私宅”之事……很不幸，“合法私产不容侵犯”，此一最底线的规则，还在乡土世界里继续沉沦。

当然了，我们大可以将这起丑闻，归结为“历史遗留问题”。毕竟，此事早在1993年便已发生。但倘若足够真诚，时间的流逝，就绝不应成为回避反思的借口！且尤须承认的是，今时未必不同于往日，“公权对私产的冒犯”，依旧在现实时空内不时上演，只是变换形式、换一外衣而已。从此角度看，关注贾新德俨然超越了个体救济的意义，而是重申公权与私域边界的又一契机。

若无明确的物权保护，则民众的稳定预期、社会的运作秩序，一切无从谈起。乡政府偷卖贾新德房产的行为，无疑是一个极恶的范例。它以赤裸裸的行政介入，直接否定了法律对私产的确认，几乎与明火执仗无异……彼时，贾新德入狱，其叔入住敬老院，贾宅一时沦为事实上的“无主房”。或许恰是基于此，当地政府方才有底气擅作主张？

面对唾手可得的利益，一些公权部门，似乎总难保持淡定。在贾新德事件中，因为房屋权利人暂时“消失”，当地政府就急不可耐地接管、变卖，未免给人以一种觊觎已久、吃相不佳的观感。由此也可看出，在治理架构相对粗糙的乡镇一级，行政意志仍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乃至时常越过既有的法律制约，来制造种种荒诞离奇的举动。

乡政府偷卖私宅，一方面说明某些公权机构的逐利意识，过于旺盛、毫不讲究；另一方面，也应验了另一个现实：民众捍卫私产，很多时候要取决于现时的力量对比和博弈结果，而不能彻底寄希望于法律的庇佑。家里无人的贾宅，悄无声息地就被乡里卖掉——这当真是最势利最原始的逻辑。抽象、普适的法条，终究抵不过，地方官员见机行事的狡黠。

人尽皆知，惟有信仰法律，方可获得救赎。反观贾新德事件，最遗憾之处莫过于，在一些地方，仍未形成“遵守既定规则”的传统，而还是处于一种闻利而来、伺机而动的蛮荒秩序中。特别对公职部门而言，长久抱持此种心态，必然会对民众私产、私权构成极大威胁……如何让法律落地生根，从而抑制原始的谋利冲动，仍然是现代社会必须直面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