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场所进餐，有剩菜剩饭习惯的人要小心了，你可能因此受罚。28日，从武汉市文明餐桌行动领导小组会上传出信息，武汉将对宾馆、饭店、餐馆、学校食堂、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食堂剩饭剩菜行为制定处罚办法，现征集市民建议、意见。对此，有市民表示支持，认为出台处罚办法会带动市民打包剩饭剩菜，不仅促成节约的风气，也避免了不法老板将剩菜剩饭再拿出来卖。（5月29日《武汉晚报》）

一段时间后，“反餐桌浪费”行动，已然取得了不少阶段性成果。在此基础上，武汉的相关职能部门，显然想更进一步，以“立法处罚”的策略，形成更大的威慑力。当然，就其初衷而言，不可谓正确而善意：减少餐桌浪费，不仅是能避免资源浪费，也是在培育一种健康、体面的生活模式……但，倘若细想开去，对此事的评价，似乎又不该如此简单。

众所周知的是，但凡“立法”，无论制定法律、规定，抑或只是“处罚办法”，都得事先考量操作的可能性。所谓“法规的执行困境”，虽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却也是决策者最易落入的陷阱。“就餐被发现剩菜将受罚”？试问，谁来处罚？难道派专人蹲守不成？若当真如此，其所耗费的成本，恐怕不是小数——其实，只要你愿意较真，便会发现“立法处罚剩菜”，还有一系列“不可实行”之处。

一个可以参照的例证是，“公共场所禁烟”的法规都还无法落实，牵涉更广、内容更具体的“处罚剩菜”，真不知从何而来的底气？事实上，在开放空间内，矫正众多人口的行为习惯，“法律介入”一贯低效而无力。说到底，极有限的执法力量，决定了执法者必须有所权衡取舍，不加节制地“四处出击”，只会面临“什么都管不好”的结局而已。

社会治理有各种选择，而诉诸“法律惩戒”只是路径之一。且，相比于其他手段，立法处罚某事，因兹事体大而更须慎重。从此角度看，“制定处罚办法，开罚剩菜剩饭行为”，或许本就无正义性可言。首先，“私域在法律范围内完全有私域的主人做主”。鉴于餐厅吃饭乃纯粹的私人事务，“执法者”怎能干涉；再者说，“启动法律制裁的条件是，某行为损害了他人权益和公共利益”。比照之，处罚“浪费剩菜剩饭行为”，明显有悖常识。

之所以“立法惩戒”成为很多地方惯用的治理手段，就在于它给人一种立竿见影、能快速解决问题的错觉。在“反餐桌浪费”一事上，武汉方面急于求成，最终将自己置于尴尬境地。而实际上，扭转不文明的就餐习惯，远非“法律强力”可以达致，更多寄望人心的自觉与民众间的相互教化，也许更为妥当和有效。在此方面，民间自发形成的“光盘行动”，便是例证之一。

“法律万能主义”与“立法功利化”，始终是“用法律手段治理社会”时，必须警惕的认知偏差。请相信，减少剩菜剩饭，远非制定一纸“处罚办法”就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