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起，北京将严罚“中国式过马路”带头人，“带头”闯灯的行人将面临罚款，对于态度蛮横、拒不服从纠正，有妨碍民警执行公务甚至是袭警行为的人员，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处理。按此前法规，行人闯红灯将处10元罚款……同时，交管部门也积极改善行人过马路的条件。比如，将原有的一次过街形式改造为二次过街形式；针对较宽的路口通过增设多组信号灯，提高信号灯的识认效果，提升通过路口安全系数。（4月9日《新京报》）

自“中国式过马路”一词走红始，替之探讨解决策略，就越发成为一股潮流。为使行人更守交规，加强惩戒力度，当然是显而易见的路径。顺着此一思路，很多城市已高调收紧了相关方面的执法尺度。在此背景下，北京所谓“严惩闯红灯带头人”的新规，其实并无太多新意和创见。但即便如此，该新闻仍引发了广泛关注，足见公众对事关切身利益“公共事务”的一贯关注。

从效用角度说，“处罚带头人”或是个不错的主意！一切群体，包括行人群体，皆具有从众的属性。但凡有人带头，大家就会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当中，从而毫无愧疚感、心安理得地跟着闯红灯。而一旦推行“处罚带头人”的措施，其所产生的威慑力定能“由点及面”——通过抑制部分“先行者”的违规冲动，来撬动所有行人的习惯改良。尤其考虑到执法资源的有限性，这种“以小博大”的思路，更显精明。

但，若严格比照法理逻辑，“严罚中国式过马路带头人”表述，似乎又面临着某种身份困境。一方面，“平等性”是法律的核心信仰之一。同为闯红灯，先行者与后行者的违法性质、行为后果等皆别无二致，又何以差别对待？另一方面，如果本着“过罚相当”之原则，带头闯红灯者，也无任何理由接受多于别人的惩处。“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尽管法律规定闯红灯须罚款，但并未将“首先闯红灯”列为加重情节。既然如此，只处罚“带头闯红灯者”，注定合法性存疑。

即便我们承认，“严罚闯红灯带头人”是一高效的制度，其也必须先借由一系列“修法”动作，来实现自身的合法化。也只有完成相关法律文本的调整，在处罚行人闯红灯一事上，下位法与上位法的矛盾才有调和可能。且，从长远看，一项新规只有获得清晰的法理支撑，才有深入、持续推行的可能……当然，除了实现自身的合法化。“严罚闯红灯带头人”作为一个新尝试，也还有许多可完善的地方。比如，用“首先闯红灯者”此一中性的表述，替代隐约夹带着语言偏见、恶意推定的“带头人”一词，是不是更加人性呢？

毕竟，惟有在实践中改良、健全，一项稚嫩、粗糙的新规，才能获得更长久的“生命”、更多的民意认可。就此而言，处罚“首先闯红灯者”，的确仍有很多待提升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