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上午，全国人大浙江团进行小组审议。全国人大代表、海宁市华丰村书记朱张金拿出一袋花生米，数了10颗扔进玻璃杯，冷水一冲，整杯水都成了黑色。他说，这就是售价高达160元一斤的所谓健康黑皮花生。据悉，这次参加全国两会，朱张金带了300多件有毒食品到北京，“这不是作秀，而是要让大家看看，毒品添加剂的泛滥和危害到了何种程度。”（3月7日《钱江晚报》）

“黑皮花生”一秒钟现原形，食品行业乱局之深，一瞬间显露无疑。当然，朱张金极为个性的“现身说法”，并不能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但即便如此，公众对“有毒食品”的存在，确乎有着切肤之痛。或是因为营商者道德失守，或是源于职能者监管不力，一段时间以来，各种荒诞离奇的假劣“食品”，越来越频密地闯入舆论视野。之于此，我们一方面感叹黑心产商败德、狡黠，另一面也唯有心有戚戚、时刻警惕而已。

这一次，朱张金带了300多件有毒食品，其品类之广、数量之众，着实令人瞠目。显然，此般举动正是对食品安全现状的最直观展示！窥一斑可见全豹，300多件有毒食品背后，便是一个病根已深、亟待纠偏的食品市场。“毒品添加剂的泛滥和危害到了何种程度”，这是朱张金的心声，亦是所有人的疑问。当“为商”的职业伦理已被突破，各种出格、违规的做法，又怎不会蔓延扩散呢？

有人怒批，“奸商已没有了底线”。诚哉斯言！对于食品生产者而言，违规使用有毒添加剂，不仅突破了基本的技术规范、行业标准，更是对民众生命尊严、健康权利的直接侵犯。在见证了“染色花生”之后，我们的确有太多理由痛斥奸商无道。但，宣泄情绪之余，反思“奸商何以当道”，也许更为必要。当然，你可以将之归因于“执法不力”——只是除此以外呢？

食品行业内，奸商成势，当有着复杂的成因。比如，一些人消费习惯存有偏差，往往求贵、求新、求异。不惜重金买“黑皮花生”，便是一例；再比如，食品流通渠道太过混乱，除了常见的“厂家—经销商—消费者”模式，还广泛存在自销、直销、专供等形式，后一类产销链错综复杂，无形间为“有毒食物”走货提供了可能……必须重申的是，应对有毒食品，既是个价值命题，也是一个技术活儿。

“怒斥奸商”固然解气，可也就是图一痛快而已。所以，当我们被“染色花生”触动，除却愤怒，我们或该形成些积极的共识：其一，对抗有毒食品，绝非监管者一家之责，消费者亦可有自己的担当与作为；其二，所谓“加强监管”的呼吁，绝非仅指加强执法频度与力度。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将食品领域的产销格局，予以现代化、标准化的改造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