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调查引发网友关注，调查内容为“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数据显示，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需9000元左右，而成都、大连等二线城市则在5000元上下浮动。低薪族的“惶恐”不难理解，他们的收入大多用在生活上，承受不了太多的变数。然而，很多中高收入的人群在采访中，也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担忧”。(10月22日《华商报》)

越是“不确定”的生活，越是需要量化标准的指引。或许，活于斯土的民众，无从判断自己的悲喜、忧乐，于是才一再产生，诸如“幸福工资”、“安全收入”一类的调查。一直以来，在内心直觉之外，人们试图建构起外在的参照，用以比对、测量自身的生存质量。可以说，所谓“多少月薪能令生活不惶恐”的民调，本质仍是“竖起参考系，从而反观本体”的可爱尝试。

严肃说来，“惶恐调查”的选项设置、采样过程、数据分析等，均语焉不详、模糊暧昧，几乎算不得正式意义上的“统计”。但即便如此，也无碍网友喧嚣热议。连日来，针对相关结论，各方观点鱼贯而出，或吐槽、或嗟叹，或嗤之一笑、或深以为然，总归是热闹非凡。实际上，此一过程，与其说在讨论“惶恐月薪”，不若视作全民的酸甜苦辣大倾诉。

一个并不科学的结论，在传播数日后，竟还具备惊人的话题性。究其原因，或在于诸多的“彷徨者”，一方面乐于时常比对“标准”、“自我再定位”，来判断自己是否仍属“失落人群”之列；另一方面，却也不放弃每一个机会，来完成夹杂着自嘲、宣泄和憧憬的情感释放。恰巧，关于“惶恐月薪”的粗糙调查，能一并实现上述双重目的，引爆民舆俨然是注定之事。

公众不确知自己惶恐与否，乃至想到以“月薪”作为甄别的标准。但其实，“月薪”与“惶恐”的关联，本就充斥不确定性。货币收入，固然能交换物质、医疗和娱乐，却买不来满足、健康与快乐——金钱对生活福利的改善，永远只能停留于浅质层面。所以，纵使“高薪”能确保，生活不拮据、不逼仄，又与驱逐“惶恐”何干呢？心之所感，历来是独立于“贫富”的存在。

那么多人，热衷用月薪界定惶恐，所传递的另一信息是：我们生活的周身，个人收入的确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生活乃至生存的质量。现实点说，“不惶恐”只算很低的要求，也就是“病有所医”、“居有其所”、“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的事儿——原本这些都是，公共福利体系的兜底范围。正由于它尚未彻底建成，个人的经济力才尤显重要。

“在外部保护不力的情势下，个体财富所宣示的抗风险力，决定了你我生活惶恐与否”，若不较真，该逻辑可谓大致成立。当各种未知的风险，很大部分要由一己之力承担，人们的惶恐也就不难理解了；当民众试着以“掂量收入”的方式，来重新定义自己惶恐抑或心安，不外乎是个寻求心理安慰的过程。实际上，我们一厢情愿认定，高薪能消弭“惶恐感”，不过是一种无害的错觉。

经历不确定生活的人群，宁可由着“错觉”安抚心灵。他们，想不了太多，不敢想太多。其所迷恋的，只是抛弃一切复杂性，强行树立起粗糙的“标准”，以之为准绳，时刻“再测”自己的生活品质，继而完成或悲或喜的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