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18时左右，国航官微发布公告证实有两架航班在起飞前接到不明电话，对航班进行威胁。20时许，两架航班经过严格检查后未见异常，旅客重新安检登机后起飞。从8月29日至10月9日，仅42天的时间已有包括国航、南航、深航三家航空公司在内的5架航班遭遇恐吓。专家表示，这一密度已相当惊人。针对为何频发电话威胁航班的事件，专家认为，一个原因是对这种行为属于犯罪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另一个原因是刑法上处罚力度不够。（10月10日《北京晨报》）

“42天内，5架航班遭恐吓致返航或备降”，若以孤立视角审视，该结论当然“密度太高”。然而，唯有充足的样本采集量，才能得出相对客观的“概率数据”。所以说，倘若以一年或更长时间为限，“国内航班遭恐吓率”，想必仍在可容忍的范围内。解读近期频发的，电话威胁航班事件，相应的反思当然必要，但据此就祭出“刑罚过轻”的论调，无疑值得商榷——由阶段性的“高概率”，反推出一般性的结论，其逻辑链条天然存在缺陷。

“电话威胁航班”密度走高，更合理的解释也许有二：其一，纯粹是偶然的“集中爆发”，且随着时间后移，该“密度”必将回落；其二，犯罪有效仿效应，潜在的作案者，从既有的、引起轰动的“威胁事件”中获得激励，继而模仿而为。在此方面，大众传媒缺乏技巧的“报道”，也是引发模仿的推手之一。理想状态下，媒体固然要报道威胁电话引发的混乱，却应始终恪守不渲染的节制原则；同时，充分告知此类行为的严重法律后果，才是合乎专业主义的做法。

“航班恐吓事件”的肇因，可谓错综复杂。将之笼统归因于“刑罚过轻”，恰是最取巧和庸常的思路。其不合理之处在于，“刑罚”并无绝对的轻、重之说，而是基于动机、损失等，本着“刑罚相当”原则，做出的客观裁断。且另一方面，反社会人格者、意欲泄愤者，乃至精神病患者，又怎会在作案前权衡成本？也许只是临时起意，或是从某处找到灵感，他们就拿起电话，干起了威胁航班的勾当。

对懂得权衡得失的理性人来说，“重典”的威慑效应才真正存在。但问题是，威胁航班者，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群丧失理智、无所谓后果的人，他们又怎会对刑罚轻重有所反应？此事上，相关机构能做、应做的其实简单，一方面严格执行日常化的安检环节，建构起周全的安全体系；另一方面，认真回应每个突发的“警告”，所谓“应急机制”能真正有序地运行。

在频发的“假警报”之后，公众评价航空公司的“做法”，基本予以理解、少有埋怨。人们真正担心的是，一次次“狼来了”式的虚惊，会令航空公司麻痹大意、倦于应对，一旦“狼真的来了”反倒疏忽漏过……事关切身安全，即便遭遇再多不便，民众也还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宁愿忍受出于“最谨慎考量”而多增的麻烦。倘若乘客与航空公司，在此事上继续保持上述共识，规范对待“电话威胁”至少不是一个问题。

在确保每次电话威胁，都能得到规范对待的前提下，再讨论降低“电话威胁密度”的议题，才能让人心安。而之于后者，具备耐心的观察者都应坚信，现存的规则架构，已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所应改善的，或只是优化相关案例的传播技巧，以及不夸大阶段性“高概率”带来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