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上午，兰州高速公路一辆载有葡萄的大型货车发生侧翻。听说“葡萄车”翻了，附近不少村民拿着塑料袋、编织袋来抢葡萄，还有人干脆坐在路边吃了起来。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有不少人还开着车、骑着摩托车和自行车来装运。还有人打电话，让亲戚朋友赶紧开车前来拉葡萄。交警称，尽管制止一部分人的哄抢行为，但是很多人不听劝告仍继续哄抢。对此，司机王师傅含泪表示，“这些损失足够让我倾家荡产了”。（9月6日《兰州晨报》）

再寻常的事情，轮番发生、周期上演，也多了层“宿命论”式的绝望。一如“哄抢”，由古及今、传承不歇，其流行与泛滥，俨然可称作一种“文化景象”。发生在兰州的，平常不过的抢葡萄事件，虽是小事却引发舆论热议。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作为旁观者的多数民众，也已然对此类“劣行”有所反思了。确乎，一再的哄抢，必得以一再的抨击“回应”。如若不然，便无异于，默认“哄抢”具备合法的道德地位。

探究“哄抢”何以发生，成熟的言说路径其实很多。例如，此间历来有“法不责众”之说：一方面，立法层面，对集体行为中，个人责任的厘定，一贯很是暧昧和无奈；另一方面，在执法层面，“哄抢”参与者众多，取证、追责天然面临极大的技术困难。凡此，无不激励着人们“哄而抢之”。且，除了司法规束不力，“哄抢”本身的行为学特质，也是极为重要的导火索——当“众人同抢”，个体就会陷入“群体无意识”。从流于集体的狂热，消弭了负罪感、获得为恶的勇气。

在一些心理学家看来，“群体相较于个体，更冲动、缺乏理性、没有批判精神、夸大情感……”此一论断，用以解剖“哄抢”，简直量身定制般合适。当很多人一起，捡拾着公路上那一箱箱葡萄，兴奋的参与者，并不会意识到自身行为不当。或许，这便是“哄抢”的魔力所在：“众人同抢”的齐整景象，冲淡了理性人的羞耻心；“先抢先得”的竞争关系，又推着路过者赶忙“下水”。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主流社会的价值底线，在唾手可得的“待抢物”前，短暂休克！

哄抢，似乎无解的轮回。其令人绝望之处在于：只有充分社会化的人，才能具备足够的自我约束力。而“哄抢”，却恰是个逆社会化、唤醒人类最“自然性”一面的过程。明乎此，便可明白，“将哄抢归罪于民族性”的论调，逻辑上并不成立。但诡谲的是，不可否认，在某些地域、某个时期、某些社群内，“哄抢”行为又确实极少发生。这，无疑是另一命题，亦是我们化解“哄抢循环”的参照。

观望彼地的成功经验，可知唯有更坚定的“社会化”，才可化解“哄抢”中，那种唤醒“自然性”的强大能量。此处，所谓的“社会化”，当然是指更持续、全面、有效的公民美德的推广。事实上，我们生活的周身，一直具备相关条件。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每当被“哄抢者”声泪俱下后，都不乏同情乃至“送还”的哄强者。那么显而易见，根绝“哄抢”，就先当强化寻常人的这种“同理心”——而这，当然要置于，建构“公民美德”的大架构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