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发布。意见稿提出，要实行医患双方签署协议书制度，患者入院时要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不收、不送红包”协议书将纳入病案管理。有公立医院人士表示，双向签字拒绝红包，是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起码要求，此举实施后，对备受公众诟病的“收红包”现象可得到有效遏制。（8月2日《新京报》）

订下一纸协议，约束医患双发共拒红包，当然是进取、感人的一幕。业内人士的乐观展望，也进一步勾勒出未来的美好图景。只是，但凡对现实有所熟稔，人们还是难免心疑，那种“草率的自信”是否稍显轻佻？当系统的、具备强制力的反贿法律、职业条例，尚且无力杜绝红包收送，诉诸于道德力、契约形式与个人耻感的“签字允诺”，真能担起厚重期待吗？须知，“症结”有深浅之别，奢望用疗治“皮毛之伤”的方法，根治病入膏肓之症，总归是有些浪漫了……

医院之内，“红包”竟成屡禁不绝的顽疾。根本原因或源自，医患关系的深层病变：“不送钱“，患者难以心安，乃至不相信医生会全力救治；“不收钱”，医护人员极易成为异类，甚至造成自己的患者惴惴不安。可以说，在表面的“服务者—被服务者”关系之外，另一种隐秘的、普遍的规则体系早已建立。这个“体系”默认，某些医生贪婪、功利、败德，并据此激励患者“额外付款”，从而购买本应如此的“治疗”。

显然，“协议书制度”，无力扭转上述种种错乱。一方面，它是一种柔性的、无法律效力的仪式，象征性、倡导性大于实质；另一方面，即便有医生、患者“背弃诺言”，医院也难以援引“协议”开出罚单。总不能有病人送红包，就列入黑名单不予救治吧？当然，收红包的医生，事发后定会付出代价——但，这又与“协议书制度”有何关系呢？毕竟，“协议书”既没有增加有效监管的手段，更不曾完善追责、惩戒的整体架构。

“双向签字、同拒红包”，此一画面感、庄严感极强的尝试，最大意义应在于，着力唤醒从业者的职业尊严。众所周知，当“收红包”成为公开的秘密，普遍平庸的空气下，从众沉沦、融入浊流，俨然是每个医生的唯一选择。此刻，坚持操守的压力，远远大于“随波逐流”。由此观之，引入“协议书制度”，至少增加了一个时时反省、自我宣示的环节，“何为对、何为错”的价值判断，在一遍遍的重复“签字”中，有望得到矫正，直至最终步入正轨。

推广签署“协议书”，无疑是“以行为反塑认知”。至于能否成功，谁也无法预判！因为，总有些人，“做着做着自己就信了”；另一些人，“从不相信自己所做所说的一切”。那么，面对这种不确定性，倘若真想根除“红包”丑态，总该有些附加动作才是——唯有刚性约束的强化，辅之以柔软的人心力量，医患关系最终优化才真正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