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监控超速行驶的电子眼是私人公司投资的，它开出的罚单还有权威性吗？这样的疑问并非无的放矢。广东审计发现，该省有12个市利用社会资金建设28个“电子眼”项目，违反公安部及广东省公安厅的相关规定。据悉，东莞早年就曾因私人企业运营电子眼，收取罚款当利润，引发巨大争议，后被广东省公安厅叫停。最新的审计结果表明，这样的情况在广东并非个案。（7月25日《第一财经日报》）

“恶政”的恶果，并不必然随着“被叫停”自然终止。甚至，遵从一叶知秋的思维，公众有理由猜测，类似的“执法外包”，是否还有别的变种？本质来说，一个社会的公共管理，所以能为民众接受，不外乎有“政府公信”的兜底。而一旦执法的主体，换成某人或某公司，则难免令人心有顾忌、殊难认同了……“电子眼”项目，引入民间投资本已欠妥，允许“收罚款当利润”，更予人“变卖公权”的灰色观感。终究，可转让，不可转让的，以及两者之前的界限，本不该因“短利”模糊！

是的，一贯的大政府传统，滋生了太多的民意反弹，和寻求变革的意愿。于是“公职机构离场，民间市场接盘”，成为很多人谈论社会管理新方向的现成逻辑。作为应对，改变确实在发生，广东外包电子眼的“绝妙创意”，又何尝不是一次前卫的尝试呢？问题只是，牵涉其中的职能者，似乎缺乏职权的底线意识，竟将最不能出让的“资源”，廉价转手他人。但实际上，公职机构的权力皆来自民众让渡，这份“授权”从不容二次转让。

“电子眼”为何不能外包？欲为此求解，先须厘清“公职机构的履职范围，哪些能被缩减”？通常意义上，那些无故设限、自我赋权所导致的“膨胀部分”，想必可被首先挤拧干净；另外，不需要强制力、公权信用担保的，服务类的责任，也可放心交由成熟市场接管——所谓公共服务撤离，商业服务补位嘛！但，对“电子眼”的出资业务，以及它所宣示的裁定权、罚款权，绝对隶属于公职部门的核心价值，不可侵犯、不可放弃。

这不是民间自治的社会，这是高度分工的时代。民众授权政府，以专门机构、专业手段，对自身展开管理。“电子眼”，是整套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与交通规则、交警力量等一道，构成了城市交通秩序的捍卫力量。如果，“电子眼”能被外包，对“交法”的解释权、对交警力量的使用，是不是也可交由企业打理……执法者终须有所坚持，如若不然，“执法”便失去了正当性。更直接来说，放弃义务的执法单位，还剩多少价值呢？

实现公职势力的适当退出，从不等同于对固有责任的舍弃。作为公共硬件设施，电子眼理当由政府财政出资；而作为维护交通秩序的工具，“电子眼”因为与特定的公职权限关系密切，也绝无随意转让使用权、附送收益权之理。电子眼身上，“不可转手的授权”源自民众，取舍、利用都由不得职能者任意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