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城管外包，一度被认为是创新机制，但由于部分成员涉黑被披露，所以也遭到了广泛的质疑。最近，根据深圳城管局法规处一负责人的说法，在两周左右的时间内可能会出台新的政策来取代原来的城管外包，或者先取消了再说，这样一来运行了5年之久的深圳城管外包的制度有可能退出舞台。（7月22日《中国之声》）

暂止或调整，多少意味着原有政策的失败，所幸及时的纠偏，尚能规避不少潜在的风险。现代社会，以政府财政购买社会服务，继而将之转化为“公共服务”提供给民众，早已是惯常的操作套路。具体到“城管”身上，似乎也可适用此类逻辑。只是考虑到，城管的现实角色，绝不仅是“服务大众”这般纯粹，更身具“管理”、“执法”的功能，那么其能否“外包”就得另费思量了。且，深圳的经验更表明，试图藉外包“一了百了”，多半会引来无尽烦恼。

五年之前，深圳推行城管外包，不过为解决“人员编制不足”的棘手问题。所谓“机制创新”云云，如今看来，更像是事后的“修饰包装”。生活于这个时代，一个基本的判断或许是，“城管永远不够用”——他们，既享综合执法的超然地位，履职范围几乎无所不包；且，处于“向上发展”、底气胀膨的时期，治理者又加倍看重城市的形体和秩序。由此，无事不管的“城管”，更显人手紧张。这之后，为弥补“供求”之间的失衡，“业务外包”方才登上前台。

“城管外包”的直接后果，恐怕是以极低的成本，突破了行政体系对“人数规模”的限制。本质上，一座城市对城管的旺盛需求，才是城管外包的根源。问题是，公众无法确知，此类“需求”是否合理？因为，其隐藏的思维也许是，“城市只能有一种模样，生活就该井井有条。”当城市治理者，对“城管”的需求持续加强，甚至不惜冲破约束、变通扩容，总给人以缺乏柔性与技巧的感觉。终究，“城管”代表着强力型管理，而非唤起民众的自发自律。

此外，城管的外包，必然带来“执法权”的转移：一群未经充分筛选、严格训练、考核上岗的“社会人士”，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罚没、罚款、报批等权力。现实情况下，一方面“外包人员”只能从职能部门领取极微的薪酬；另一方面，他们却手握着能量十足的权力。那么，便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城管外包会否异化成，“外租执法权，并默许其人用以谋利，从而换取他们甘愿廉价服务？”当然，深圳相关部门的最新表态，不算太晚地回应了民众质疑。

必须厘清，“城管外包”难言成功的尝试，某种程度上也迎合了，现代社会管理模式的变革。公职机构的单维度管理，早已不适合千头万绪的现实。将更多“政府职能”剥离，甚至转给社会力量接盘，对促进就业、压缩成本、提升效率都助益良多。但，有一前提总不该模糊，即“职能外包，永不应伴随公权的附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