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管、云南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大家》杂志本是纯文学双月刊，曾被列入中文核心期刊，但该杂志还存在一个“野鸡版”，与正版同一刊号、刊名，编辑人员绝大部分署名相同，两本杂志的封面装帧颇为统一，甚至价格也相同。但“野鸡版”杂志包罗万象，甚至含有汽车维修、装饰艺术等论文。据记者估算，该版杂志一年可敛财不少于2000万。（6月25日《中国青年报》）

文学版《大家》已是式微，不仅读者流失，更索性被移出“核心期刊”目录；与此同时，所谓理论版《大家》，虽然赚得盘满钵满，也终究难逃“野鸡版”的指摘。时下，此等老牌文学杂志，竟也可以降格至此，无疑是对一代人文艺梦的亵渎。而在抽象的耻辱与悲愁之外，公然地违法违规，以彪悍姿态对抗“一刊一号”的规则底线，想必是《大家》最切实的舆论印象吧。世俗的社会，难容下风雨飘摇的文学烛火，却持续发酵着赤裸荒诞的功利。

文学书写，最后一方超脱净土，终也急急拥抱那万能的市场了。关于论文、关于版面，强大的需求人群，早已形成乃至壮大——谁让“发论文”，与一个人的升迁、职称等，关联如此之深呢！在此背景下，那些手握核心期刊版面的人，无不面临着极大的诱惑：到底是以质选文，亦或是标价卖版？求索答案，明码标价的“版面费”，以及愈发垃圾化的“刊载论文”，或许是最直接和真实的回答。那么，野鸡版《大家》，也不过是迎合市场需求，与败德大潮合流的实际选择。

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大家》的主办者似乎仍有最后的坚守，他们不曾将文学版（原版）《大家》矮化为“卖版面”的载体，反倒另辟蹊径创办“理论版”《大家》，藉之从市场渔利。所以，公众或可聊以自慰，从前的《大家》依旧文艺如往昔，那个新生的“野鸡版”，从不与你我心底的记忆相关。但问题是，《大家》不只是一本杂志的具象，更是某种心灵的认同、价值的符号——窃用荣誉之“名”，其恶永甚于篡改实存之“纸”。

《大家》之乱，较之绝对违法的“一号多刊”，人们当更关心“何至如此”？当然，直接的诱因是，存在大量版面求购者，但杂志社“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处境，也该是不容回避的事实吧。但凡“沉沦”，或因利欲熏心、或因走投无路，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反观《大家》的轨迹，公众不得不进行的追问是，“职能者，何以忍看一本毫无创收能力的杂志，自身自灭于市场洪流？”换言之，人为制造困境，继而逼着当事方剑走偏锋，有何道义正当性可言？

文学命娇，文学杂志更是孱弱。倘若强求，文学杂志具备“创收力”，未免是对书写者的不敬。审视《大家》悲剧，总免不了作此结论，即一本纯文学杂志，一旦被推入市场，体面注定难以维系，生命注定颤颤巍巍，道德注定一降再降。文学不彰的年代，更须悉心呵护伟大的传统，直至读者重新发现，文学的美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