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中国社科院教授陈一筠在广州发表调查报告，称目前中国未成年少女做人流的低龄化趋势越演越烈，未成年手术患者比例达到40到50%。据陈一筠调查，在广西南宁发现有9岁少女堕胎的案例，而表示对此负责的是一个13岁男孩。（5月20日《广州日报》）

“人流低龄化”，当然是一个问题，却非可以纯粹讨论的问题。众所周知，“人流”一贯被附加了太多意涵：在最基本的生理、医学定义外，诸如贞洁、情操等等说辞，也被无辜加之于上。久而久之，一方面人们羞于启齿，另一方面却也乐于“非议”——诚可谓是，诡异的分裂！当然，沉重“定势”已在松动，于是我们才看到，一场基于科学原则、不带先天偏见的严肃讨论，正在各个场合展开。

陈一筠教授的结论，必定算不得“惊人之词”。对此类现象，公众即便没有“数据化”的直观理解，也该有起码的寻常观感。“未成年人，性意识提前，性行为过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引起了广泛热议。追根溯源，靠谱的解释很多，或归罪于“公共媒介的引导不当”，或理解成“社会风气变化的附带效应”……除此，“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失败”，也一贯是被强烈质疑的对象。

但，真正的困境，绝不在于“为后果寻找原因”，而在于“找到原因后难有作为”。或许可以说，“人流低龄化”只是一个“凝固的结果”——肇始于特定土壤，且在短期内，无法根绝、难以逆转的“土壤”。终究，特定年代，有特定的产物，有些“产物”是独立于大背景的偶然存在，另一些则是发之于内、根植于上的必然。人们，既无法重塑公共媒介的从业伦理，又无法左右那抽象的社会风气，即便“家庭、学校教育”可以调试，空间也是小之又小的。

专家的建议是，少男少女交往，要建立三道“防火墙”。该建议无甚高明，本质仍不外是，“充分告知、科学性教育”那一套。正确却效力有限，于此方面，全社会已有所发力，即便努力的程度尚待深化。而，超越此类自然而然的“对策”，更具实际效力的“改进路径”，才是真正迫切的“需要”。那么，一个认知前提就必须厘清，即当人们忧心人流低龄化，到底是在担忧什么？是性行为的低龄化？还是，人流对未成年的身体伤害?

不同的人，担心不同的方面，也有人兼而担心两个方面。立场有所差别，所持有的对策建议当然各异。一石二鸟之计终究是少，“毕其功于一役”的奢念也是虚妄，所以审视“人流低龄化”之祸，“伦理主张”和“健康诉求”理当剥离。因为，对未成年人性行为的正确引导，注定非朝夕可成；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将“未成年人人流”的危害降到最低。就技术层面而言，实现后一目标，难度可期、可控。

成熟的、可供借鉴的办法很多，例如高度保密的少女援助热线、专业且免费的医学支持，诸如此类。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如何避免类似设计，变成诱导更多不负责行为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