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公布28个大中城市“烦恼指数”。数据显示，28个主要城市白领平均“平衡指数”为48.22，普遍“比较烦”。其中，宁波最幸福，平衡指数为51.11；武汉最烦，平衡指数仅为46.69。北京、广州分别排在第20、21位，不算特别烦。调查总结出工作任务、人际关系、角色模糊和冲突、职业发展、时间平衡、组织倾向等6大压力源。结果显示，对职业发展的期望给目前职场人感知压力最强烈。（5月2日《广州日报》）

各种“排名”前赴后继，以“城市”为审视对象，从物价到消费力，从薪酬到幸福指数，凡此一切，莫不成为被量化、被排序的元素。时至今日，所谓“城市烦恼指数榜”，也终于粉墨登场了！又一次，一套复杂的评定流程，一份堪称复杂的数据呈现，最终被浓缩成一句直白的结论：宁波最幸福，武汉最烦恼，广州、上海不喜也不忧……想来，大众媒体，及其受众，历来有简化理解的倾向，此番亦是如此。

类似榜单，归根结底皆属统计学范域。严肃的调研结论，必先恪守几个原则，即“抽样”的广泛与代表性，后期数据处理的科学性，以及结论公布的“节制性”——阐明成立前提、适用范围、可能的误差！以此审视，“城市烦恼指数榜”可谓稚嫩。或许，其操作过程专业且规范，但遍观媒体对该“榜单”的报道，显然不曾展现充足说服力。如以往诸多情况一样，“榜单”空有结论，而无立基于学科性的公信；另一方面，公众或许不认可其结论，却无妨就结论抒发热议。

如上，当然不是有效的信息“交互”过程。一个或不可靠的“结论”，而后是一群人自发、无意识乃至情绪化的发声，尽管热闹却很显低质。事实上，有质量的公共讨论，理当超越于“立基”不稳的榜单，以独立、理性的判断，剖析真正本质的议题。那么，首先必须厘清的是，“烦恼指数”的地域性倾向，是否是个“真命题”？再者说，不同城市“烦恼度”不同，到底是由“狭义城市”造成，抑或是“广义城市”所致，其实一个问题！

“狭义城市”，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广义城市”，则关乎产业发育、职能布局、市民文化、社群性格等。北大的“城市烦恼指数”调查，测量了不同城市的烦恼度之别（且不一定准确），但也就仅此而已——至于，该结论说明什么？何以如此?则语焉不详！“断言式”的数据产品，从不具备独立的价值。结论固然重要，但真正的解释力，才是所有“调研”的终极优势所在。

该如何审视一纸“城市烦恼榜”？其实无甚高深，社会学科某些已有的结论，足够提供相应的阐述思路。例如，过度的分工与科层制，往往会消磨个体的欢愉度；产业发育成熟度，也多半与市民烦躁度度保持“曲线”（存在明显转折点）对应关系……明乎此，所谓“城市烦恼榜”何足道也?更遑论，其本就缺陷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