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武汉警方捣毁一个盗窃团伙，刑拘了十余名窃贼。警方实行抓捕时，该团伙正在召开“全国会议”，来自湖南、山东等地的代表正在比对武汉地图划分地盘，交流行窃经验；组织盗窃竞赛，一周内偷钱最多者获胜。据团伙会议记录规定，成员一旦被捕不能出卖组织。（3月21日《楚天都市报》）

凡此一幕幕，难免让人想起那句，“有组织、有纪律”，很有传说中江洋大盗的气派。又有先哲曰过，“盗亦有道”，在现时代大可作一番新的诠释：所谓“道”不再是道德、伦理层面的坚持，而是一种技术、经验等的共享。那么，据此或许可以推定，“世已无侠盗，徒留贪婪蟊贼尔耳”——嬉笑怒骂皆浮云，也只有在盗窃团伙被一窝端的情势下，众人才可如此谈笑风生、戏谑嘲讽。若非如此，犯罪的高度组织化，本是一个颇为头疼的话题！

从古而今，“梁上君子”一贯是香火不绝的职业。有人创造，便有人投机；高风险之后，或是高收益；且，在某些文字作品内，“盗贼”还不时被赋予了，神秘、仗义等浪漫符号……凡此种种，莫不在推波助澜，继而前赴后继“撬门溜锁”而不歇。窃之为窃，多被定义为占人所有、不劳而获；而偷之不恒为“偷”，便在于围观者并不是受害者，他们消费着失主的苦难，而不自觉想象着那黑月高风、飞檐走壁的酷帅图景。

不同的文化传统之下，对“盗贼”的再塑造倾向，都有着某些显而易见的共性。日漫里有“怪盗基德”之角色，睿智、张扬而极具魅力；中式武侠中，也有着类似盗圣“白展堂”一类的人物，劫富济贫、名闻遐迩，很是潇洒从容；甚至，在某些现代剧内，性格乖张、亦正亦邪、行为诡谲的“神偷”，亦是历久弥新的经典；最不济，如《天下无贼》中的“黎叔”，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可也留下了“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的惊世独白，以及颇为江湖气的绅士范儿。

对于小偷，人们总是缺少感同身受的自觉、缺少共知共感的情怀，总是任由心底的“江湖情节”，冲淡是非、对错、正邪之立场。时至今日，在对“小偷全国会议”的民舆解读中，也竟还有着相似的情绪表达：所谓“盗窃竞赛”，被一些人理解为，刺激、惊险、拉风的戏剧化游戏；所谓“不能出卖组织”，被解读出义气、豪迈、负责的道德意涵，继而拿之与沦陷的世风对比，俨然高下立断！当犯罪未能成型，某些潜在的恶被选择性遗忘，而其余一些东西，却被持续放大。

只因我们的偏执想象，恶劣的、极高危的组织化犯罪，被戏仿与解构，徒留怒骂嬉笑、粉饰美化，反倒缺了必要的警觉，以及深度的反思。须知，“分地盘”、“共经验”的盗贼，永远不会照你我想当然的剧本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