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小余入职校贵阳市国防学校北院学习，第6天就被派往电子厂“顶岗实习”。这7个月时间，小余每天工作11至13个小时，双休日还经常加班，共收入1310元。对此，职校负责人回应称，学校从2007年起实施勤工俭学助学工程，学生入学时不交学杂费、被装费、伙食费。学生勤工俭学所得薪酬，除去学杂费、生活费和在厂在校期间每月50元津贴外，剩余部分退还给学生。（9月25日《中国青年报》）
    “学生工”，一个尴尬的群体。介乎学生与职工之间，“两位一体”的身份角色，一次次衍生出诸多权利困扰。一方面，在外实习，早早离开了学校庇佑。而另一方面，由于并非正式工，自然无缘享受相关劳工法律的保护。小余和他的同学们，身后伫着一个落寞而弱势的群体。7个月的时间、千余元的收入，荒诞的剧情亦不是偶然的存在。因为我们知道，但凡“法有遗落”，便注定鼓励“不法”，乃至淤塞维权之门。
    小余们的悲剧稍显纠结，倘若细加分解，便会发现“侵权”不止一处：入学六天即被派往电子厂，所谓“职教”几乎形同虚设；做工所得悉数被校方接管，个人财产遭遇显而易见的剥夺；甚至，隐约存在的“殴打”，更是对学生人身权利的直接侮辱。而就是此等大规模、连续性的多重侵权，居然假“实习”之名肆虐良久。直至，当事学生集体委托律师交涉，舆论报道深度跟进，不幸者的不幸才第一次见诸阳光、集聚悲悯。
   遗憾之处，不仅在于悲剧曝光太迟，更在于发酵悲剧的现实土壤。梳理事件前因后果，“学生工”的命运轨迹俨然早早注定。从他们入学起，自接受“薪酬顶学费”的方案，多劳少得、压榨与盘剥乃至如今维权多艰，一切莫不是“无甚惊奇”的际遇。可以料想，唯有贫穷的家庭，才会忍由子女进入此类学校——憧憬美妙未来的寒门子弟，在继续教育的高昂成本前无奈挣扎。直至“贵阳国防学校北院”救星一般的出现，那些学生怎会抗拒？
   追问“盘剥”何以维系，不得不提那份《学生入学零收费及就业协议书》，以及一纸文书背后的贫困之重与追梦之心。以小余为例，她“家庭困难父母务农，母亲身体不好”；她曾经立誓，“一定到‘贵阳市国防学校’读书，因为招生老师穿的军装，那儿不用交学费”；她曾满心期待，“学了本领出去打工挣钱”。冰冷的现实，打碎了温煦的愿景。那所学校带给小余的，不是实用的本领而是不尽的痛苦。且，即便真就打工了、挣钱了，自己所得也竟区区千元。

贪婪的办学者，正利用贫家子弟的苦涩梦想赚钱。而贫穷，无疑是这场骗局的祸源。“免费上学”，恰如乌托邦式的幻景，吸引着无门路、无背景、无资本的底层学子。小余的悲剧，内核不外乎是“穷极乱入学”，一时奢望“天下会有免费的午餐”。需要反思的，不是某些败德者的狡黠，不是部分学生的稚嫩，而是整个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当诸多正规职校招不到人，当“贵阳国防学校北院”有愿者上钩，规范的“职业教育”是否收费过多、门槛虚高，便不再是一个杞人忧天的追问！
   学生工的权利悲剧，可以藉法律文本的完善而得以弥合；而贫困子弟的梦想悲剧，想必需要更为系统的社会关怀才可通畅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