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广东实验中学举办该校第一届青年礼——初二全体同学在操场上给父母下跪，并从父母手里接过了父母写给自己的家书。校长表示，青年礼源于一位普通学生的建议。老师和家长委员会认为，跪是中国的最高礼节，通过这种形式最容易让学生留下最深刻的人生印象。（5月5日《新快报》）

众所周知，“跪”的文化意涵不外乎几种。或感激、崇拜，不跪而不能彻澄心迹；或弱势、无奈，不跪则无法绝境求生。而今，所谓“有组织下跪”横空出世，甚至被一些人寄予“加强德育”的厚重期待。在他们看来，子女跪父母，自古有之且裨益良多。即便这样，公众仍不禁追问，如此另类的“青年礼”，在漫天争议与廉价眼泪之外，还能换回多少实质性人生价值？

诚如校方所言，“下跪”当然容易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但另一方面，“印象”本身毫无意义，唯内化为某种信念方才值得一说。若单为追求“刻骨铭心”，便组织学生弯下尊贵的膝盖，未免是一场野蛮、多余的闹剧。一个无可回避的质疑是，“有组织下跪”真能助益学生成长吗？在缺乏科学证据支持、极少有先例可循的语境下，教育者所标榜的“神奇功效”，想必只是某种“一厢情愿”而已。

现代教育，所以别于传统教育，一个至关重要的进步便是，知识传递与价值塑造双双摆脱经验臆测。蒙昧岁月里，为人师者打骂、罚跪天经地义……理由很简单，他们笃信这样“是为弟子好”。时至今日，教育者多半早已走出“师者的自负”，转而遵从科学规律展开教学。遗憾的是，类似心态并未在现世绝迹！“组织下跪”的诡谲阵势中，衰朽落后的“塾师教育观”若隐若现。

有组织下跪，实质是某些学校，在“德育”上“难作为后的乱作为”。长久以来，在初高中阶段，伴随知识教育应试化，情操教育几近名存实亡。教科书宏大的道德说教、老师空泛冷硬的价值疏导、特定节日的“运动式宣传”，凡此种种竟成一些学校“德育建设”的全部内容。一套科学性、标准化、有实效的“情操培养体系”长期缺位，继而各地校方或不予作为，或索性不断采纳些离奇创意。

教育经不起“试错”，由此“有组织下跪”注定不仅是“无伤大雅的尝试”。一个细节很可玩味，当校长申辩此举正当性时，给出的理由之一是“学生干部对该方案一致同意”！何其彪悍的直白、何其诙谐的现实——难道学生干部已经具备了代表同学的权利？那些下跪的年轻个体，居然被认定没有表达异义的资格？本该平等的校园，却完美演绎着“被”文化的精髓。无视学生表达诉求，任何冠冕堂皇的“青年礼”皆是“强加的任务”。

错乱的“下跪青年礼”，竟试图以“先天不道德”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处世情操；以不尊重人的手段，教导学生尊重他人。那么，这到底是一次正面引导，抑或是一场反例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