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回乡调查发现，在南京市江宁区箭塘社区，当地农民不想种地却盼着拆迁。之于此，村民王后珍很是急不可耐：“快拆吧，拆迁了就好了。不指望靠拆迁一夜暴富，也不会漫天要价。拆迁款能把欠债还上，购房贷款能还清就行。”在选择打工而放弃务农、新生代生活城市化的当下，拆迁俨然成了“改变生活的捷径”。而对于拆迁后的生活问题，王后珍却不太担心“田原本就不再种了，乡下的房子本身就不值钱”。（2月10《新京报》）

此类新闻，多少冲击了公众固有认知。印象中，农民定视地如命、拼死护房，起码不该是盼拆求钱的群体。而在箭塘社区，“拆迁”却成了一份求之不能、望眼欲穿的期待。在一夜暴富与流离失所之间，箭塘人天然认定前者乃自己的未来。殊不知，“造富”的传说之外，“强拆”方才是此间之常态。毋庸置疑，拆迁改变生活，但变好抑或变坏，实乃另一不可预知的问题。联想到唐福珍式的种种悲剧、立法层面的迟滞不前、现实操作中的野蛮与暴力。拆迁，似乎远不若箭塘农民想象的那般可爱。

是的，拆迁致富并非神话，但血拆与眼泪却是更真实的存在。王后珍们，盘算着可期的收益，而全然不顾潜在的风险。农民群体议价能力天然孱弱，又怎堪与强势官商同盟一搏？正态社会，拆迁以不悖逆当事人意愿为前提。而在当下语境，轰鸣的推土机、浩荡的强拆队伍，势在必得的姿态早已置公民物权于不顾。箭塘农民，一方面维权路径无增、维权能力恒弱；另一方面，却苦苦盼着早日拆迁、幻想致富。两相比对，即便不算“赌博”，也无异于“饮鸠止渴”了吧。

无畏奢望之背后，总有根深蒂固的无奈。考量现实，箭塘村民的虚妄美梦，何尝不是不得已而为之。时至今日，古老的农耕文明变得不合时宜。尽管引入了现代科技，但中国当代农业的本质，仍不外乎“小农经济”与“精工细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耕者有其田”第一次由口号变为了现实。只是，有鉴于农业人口的庞大基数，上述政策在落实中趋向平庸，造就了“一户几薄田”的低效格局。必然结果是，农村致富遭遇瓶颈，而只能陷入普遍“欠富裕”状态。长久以来，负面效应并未显现。而随着晚近经济起飞，有了更多创收选择的农民，便毅然决然弃农务工、进城打拼。

对于某些地区而言，农田之于农民不再重要。如若不然，就不能解释大量的抛荒现象，与“箭塘式盼拆”。此一趋势无甚惊奇，且本身是中性的：从中可窥得经济的发展，此不足为喜；亦能解读出农耕文明的断代，此不足为悲。真正关键的，是如何承接此类不可避免的“浪潮”。文明社会，当不会“强暴”箭塘农民的朴素期待，亦当尽一切可能规避此一进程中的血泪。

似有必要感叹下农耕传统的消逝，但公众与职能者更应作如下反思：其一，如何完善司法正义，捍卫农民“让地”过程中的利益；其二，如何利用机械大生产，确保耕地减少之后的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