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驾驶能否科学界定？如果一律以犯罪论处是否需要考虑情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中，委员对此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醉驾即入罪，而国家公职人员在犯罪后一般都会面临开除公职的处分，这样对公务员来说“后果很严重”。也有人认为，公职人员更应模范遵守法律。（12月22日《新京报》）

醉驾，已成时代挥之不去的梦魇。“李刚门”的血泪尚未散尽，类似悲剧却依旧重复上演。惨不忍睹的车祸现场、泣不成声的生离死别，一场场酒精之祸总伴着彻骨的刺痛。似乎，国人文化基因中，普遍视醉驾为儿戏。所以，肇事者身份如此各异：大学生、白领族，当然还有公务员。“酒俗”无力自我纠偏，立法便是唯一根治良方。在关于“醉驾入罪”的争论中，一类发声尤显暧昧、很是刺耳。某些立法者看来，“醉驾即入罪”着实委屈了公务员们。所谓，“犯罪便开除，后果很严重”嘛！

确知的是，公职人员并无节制贪杯的超凡能力。这便意味着，他们同样需要接受无差别的法律约束。因为犯罪多会被开除，所以“醉驾即入罪”对公务员不公？推演下去，为防“新法”刺激官员，那些从严的决心、从重的处罚，貌似理当偃旗息鼓、改弦更张才是。此等说辞无视公众观感，看似合理实则荒唐。一方面，立法本意乃是维护社会公义。因特定利益群体而放松尺度，不仅悖逆正义且最终会让全社会付出代价；另一方面，法律制裁的附加效应普遍存在。在此语境下，单单为公职人员所谓“严重后果”呐喊未免狭隘。

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公职人员应率先垂范，道义要求高于一般人没有问题”。之于“醉驾入罪”，此语似乎很能驳斥“官员委屈论”。尽管公众听着很是受用，但以“道义要求”回避“司法公平”，终究难免底气不足。其实，大可不必拔高公职人员的道德素质——并非因为该“率先垂范”，才必须接受“醉驾新规”。需要厘清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这种“平等”，仅仅是归罪标准的平等、定罪程序的平等，而绝非犯罪者实际所受“损失”的平等。若一名醉驾者定罪后妻离子散，另一名醉驾者获得妻儿原谅。命途迥异，你能说这是法律的偏差？

就“醉驾定罪”而言，公务员们并没有太多矫情诉苦的理由。尽管“犯罪后一般会遭到开除公职的处分”，然而此类“组织制裁”并非减轻“法律制裁”的合格借口。若新规实行，公职人员或许确乎面临大于常人的风险。但，这种“风险”关乎其职业属性与行业要求，而丝毫无关法律本身合理与否。如果，有司认定现状对公职人员不公，那么便应修改“公务员法”中关于犯罪的附加处罚。前提是，职能部门具备公然自降品格、对抗民意的底气。

为公职人员“酗酒空间”奔走呼号，俨然一副不顾形象的懦者姿态。呼吁法律弹性、宽松，无异于以牺牲社会公利为代价，来抚平公务员们难于律己的脆弱心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