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北京市东城区首次公布20年人才发展战略规划，提出要分期分批选送优秀人才到发达国家政府部门挂职。据介绍，此前东城干部国外挂职的主要目的地是韩国，今后打算增加去美国挂职锻炼的机会。此外，东城区每年为人才“投资”将不少于5000万元，七成以上的国企领导将通过市场化方式选聘，并将加大公务员考核日常工作业绩的权重。（11月23日《北京晨报》）

公款出国，总能刺激民众敏感神经。之于“海外挂职”，官民双方终未能达成共识。一方面，职能部门极尽鼓吹，“出国学习”俨然成为自我升华的不二之选。另一方面，公共舆论忧虑难消，对此举效率与意义深感怀疑。当事方兴高采烈、围观者忧心忡忡，情绪对立如此泾渭分明。即便质疑不断，民众吁求却已露疲态。沉浸于乐观自信之中，已然认定美好前景，决策者又怎会轻易改变初衷？

基于税痛感，民众对公共财政支出，天然具有严格效率诉求。联想到“考察变旅游”的不堪案例，人们有理由质疑此番“挂职”会否重蹈覆辙？遗憾的是，在东城区“人才战略规划”中，我们没能看到太多预防性制度设计。“海外挂职”貌似新奇，但本质与“出国学习”并无二致。甚至，从前那种宽松的监督、失效的考核，都一以贯之得以承袭。东城区试图沿用现有的、饱受诟病的培养模式，唯一区别只是创新了操作手法。如此“保药换汤”，即便不纠罔顾民意之恶，也算是决策智慧贫瘠了吧。

“海外挂职”所以鲜被看好，同样有其自身原因。所谓政府管理，从来都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公职部门的履职方式，根植于特定阶层结构、大众心理、群体文化，而不由政府力量单独决定。作为社会系统固有部分，公权机构深刻为外力所影响和塑造。美国的治理方式，只有施于美利坚的土地上，方才最为有效。东城区一掷万金，或许注定徒劳。官员挂职归来，纵使学有所成亦难免学无所用。因为，东城不是美国——这里的百姓，与美国民众相差甚远；这里信奉人情关系，远多于恪守法律规则；这里官僚体系发达，机构冗余而效率低下……

只有一种情况，海外挂职才可真正发挥作用：将习得的彼岸经验，作为制度变革的启动力量。现实语境下，上述设想显然难于实践。那么，如果仅仅为了“装点门面”而追求“先进经验”，斥巨资“挂职”便难于摆脱“叶公好龙”之嫌。诚然，如东城区某负责人所言，“干部急需扩大国际化视野”。但，“视野”本身价值有限，只有当其转化为行动力方可实现善治。而问题是，若既有体制不改，所谓“视野”不外乎两种结局：或被平庸的官僚科层制逆淘汰，或侥幸残存却无力产生现实效益。

不惜万金挂职海外，却不知如何以“经验”置换“价值”。这，似是一桩只顾投资、不谈收益的“高尚”买卖。人才培养，敢于投资固然可歌可泣。但，缺乏明确定位的前提下。只凭“扩大国际视野”的空洞口号就情绪激昂，仍旧难免给人一种“人傻钱多”的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