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陕西渭南市富平县农民进京上访后，被县政府组织安排了一次公开处理大会，由警察押着胳膊，在广场上接受“公开处理”。富平县官方称，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县里“集体研究的结果”。两名农民的生活从此被改变。她们变得自闭、自卑，唯一希望的事是“恢复名誉”。（11月8日《新京报》）

直白、刺眼、略显重复的新闻，一次次印证着这个时代上访户的困境。从安元鼎的滚滚财源，到万载书记的“豪言壮语”，再到富平县的万人批斗会，不一样的上访者遭遇了一样的厄运。诉求虽不相同，下场却惊人一致：自由受限、尊严被辱。所谓上访，本是弱者自救的最后稻草，而今却俨然与梦魇无异。富平两位农民，上访不成且惨遭羞辱，再次为“维权多艰”加上了沉重注脚。

“万人批斗”的慌缪不言而喻，“人格尊严不可犯”本法治社会之常识。在富平，上述信条似乎不被认可。如若不然，又怎会“集体研究”之后，依旧作出“公开处理”的决定呢？治理一方却近乎法盲，“无知无畏”还冠以“集体意志”之名。这或许是一句难得的实话！联系事实，公众有理由相信，此等闹剧确是当地司法、行政系统的共谋。两位上访农民，一位与村组发生征地纠纷，另一位因采光权与县法院产生矛盾。有鉴于权力规制尚不健全，小民与掌权者冲突难免自找麻烦。

富平县的案例，或能揭示上访大军为何络绎不绝？本质上，上访所以频发，乃是基于常态救济路径失效。行政仲裁、行政复议、司法审判等“正义工具”未能适时接管，继而上访成了唯一的权利自救手段。很多时候，地方官员因履职不当、侵害民利诱发矛盾，并通过权力能量封杀受害者获得公正裁决的机会。直至民众无奈上访，又祭出“维稳”、“保护地方形象”的高尚大旗围追堵截。事实上，这一切不过是为了特定群体的自私目的——或掩恶以求自保、或守住既得利益。

上访民众所以被“污名化”，不是因为对社会公利有所冲击，皆因其行有碍于腐败者获益。富平批斗会中，占民土地的村组、阻人光线的法院想必最为得意。因为通过这种宏大、可怖、冠冕堂皇的方式，它们守住了自己的小集团利益。需要厘清的是，上访者虽众，却并非一个天然整体。每一张悲戚的面庞，都承载着一个具体、独特的悲剧。而悲剧背后，多少贪腐安逸潜伏？以此观之，地方政府悖逆法治、不惜公信，打压上访何其无知。因为，这无异于阻碍受害者维权，纵容败德者行恶。

值得警惕的趋势是，“上访”渐被抽象成一个“负面词”与“敏感词”。阻止、惩戒上访，似是掌权者履职应有之义。而事实上，作为法定维权路径，上访丝毫不带原罪。无视“访民”具体而微的遭遇，却下意识对“上访”抱以戒心与反感，实乃本末倒置的治理逻辑。富平万人批判会，滑稽而沉重。弱者、受害者受辱台前，强者、施害者偷笑台后。这一切，关乎被“污名化”的上访，关乎腐朽权力的公关，更关乎掌权者决策伦理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