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国家三令五申禁止统一征订教辅书，但依旧未能斩断教辅资料伸向学生的捞钱“黑手”。除各教辅出版社外，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新华书店、学校也在理所应当的分食其中高额利益，在清晰可见的教辅书暴利产业链条下，本应干净的义务教育产业，正面临着被蚕食和破坏的巨大危机。在安徽，学生们被迫购买各种教辅书。（6月1日《经济参考报》）

教辅书，一直活得很滋润。长久以来，各方已然对教辅产生路径依赖。校方借此提高教学效率，家长盼此拉升子女成绩。本是一份造福后辈的善意，只因掺杂了太多利益纠葛，终变得暧昧而沉重。遗憾之处在于，教辅书不仅承载了学业日进的期待，亦负荷了捞钱谋利的冲动。现实语境下，它是个让我们爱恨交织的角色。发之于心而迫之于外，教辅资料成了那且好且恶的物件。

安徽教辅暴利产业链自然不是孤例，此等运作手法在各地都有实践的空间。国家三令五申禁止统一征订教辅书，但现实效果却甚为有限，这本就反证了潜在利益链条运作良好。现状尴尬至此，至少说明了教辅需求市场客观存在。如若不然，任再多“强卖”想必也是徒劳。不可否认，无论学生、家长还是教师，都对教辅书之“神效”有着天然崇拜。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教辅书确实对提高成绩发挥了明显作用——如果一个书系毫无意义，则理应早被淘汰。禁止统一征订教辅书，政策初衷并非是抹杀教辅之功，而是旨在防止教辅变成民众负担和官商利益同盟的“金矿”。

最大程度发挥教辅功用，同时避免其成为吸金工具，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过往，官方试图通过还原个体的“自由选购权”来剥离教辅的负面影响。但现实看来，这样的努力收效甚微。一方面，教辅市场良莠不齐，家长与学生都不具备必要的甄别能力。这就决定了其购书行为不会完全“自由”，必会寻求意见领袖的权威意见。另一方面，教育部门与校方主动充当了这个权威角色，不仅开列了“参考书单”，而且据此安排教学进程。尽管学生获得了名义上的选购自由，但仍只能在被圈定的范围内行使“消费自主权”。

购买教辅，确实需要相关领域意见领袖的指导。这种基于权威地位的“意见供应”，如何不被异化为“隐性强迫”是真正需要思考的方面。事实上，安徽教辅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就是省级教研机构将自己的“部门权威”变现牟利，通过划定所谓《安徽中小学学生作业目录》的方式实现利益均沾。此举诚可谓荒谬，一个购书指导者居然与特定书商有着共同利益，又怎能奢望其给出客观的参考意见呢？

基础教育关乎国民素质，历来是优先考虑的领域。当下一代成为官商同盟榨取的对象，当教育成为家长的沉重负担，现实注定让人失望。可以想见，教辅书还会长久存在。它有自身的价值，也有庞大的信众。教辅产业之暴利，想必不能通过那只“看不见的手”拧干。公众期待职能部门更多作为：首先，组织利益中立、去权力化的购书指导团队；再者，明确课堂教学与课后作业与教辅资料脱钩。自此基础上，教辅书方能回归其“辅人”之本性。

http://kb.dsqq.cn/html/2010-06/02/content_11437.htm  现代快报 6.2

http://epaper.lnd.com.cn/html/lswbasb/20100602/lswbasb468998.html  时代商报 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