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睢宁发起的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拒说官话，是对“官话、套话、大话、废话”的一次大胆挑战。一共有63句话，是严禁接访干部对群众说的。改革以连续下发红头文件的形式进行制度化推动，在国内极为罕见。——10月26日《中国青年报》

一般而言，会场、办公室的那些官话、套话的确是让人不爽。浪费时间不说，更有催眠的副作用。这类型的官场辞令传达的信息无非两个，即傲慢和低效。但现实中，官话、套话在政府部门里很有市场，不难看出其中自然有着它的妙用。首先，对上能拿官话来回避责任。反正这些话没有实际意义，说了也和没说一样，如此就不需要承当后果。再者，官话也是打发老百姓的妙招，就算你哭诉得如何动情，打一句官腔便能把你轻松搞定。前不久曝出的“已阅”就是其中的“优秀”典型。

睢宁此次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很有意思，新闻中说了其“以连续下发红头文件的形式进行制度化推动”。红头文件固然威力巨大，执行力也极强。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制要求，在这件事情上是否也同样适用呢？我们知道语言是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它同思维有密切的联系，是思维的载体、物质外壳和表现形式。一份份红头文件或许可以改变话语，却无法改变话语背后的既存思维定势。官本位的优势心理不除，官话套话定会有重出江湖的一天。再或者，产生新的官话套话也极有可能。

为什么官话、套话如此受官员青睐？除去其现实效用，恐怕还应该看到更深层次的原因。如今，政府角色定位已经发生改变，由过去的管制型发展为服务型。可惜的是，未必所有的政府雇员都能接受自己的新角色，他们的字典里自己永远是“官”，是管人的厉害角色。官员思想的落后，注定了其说话方式只能像极摇头晃脑的古板先生。

杜绝官话不是最终目的，不能为杜绝而杜绝，真正要清除的应该是这背后的官场旧俗与官本位意识。红头文件想必是不能强迫官员改变定势思维的吧，这需要另外的方式。一则，必须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以群众监督的力量来迫使官员与时俱进，转变观念。二来，强化问责制和效率意识，如此那种养尊处优的小心思便没了安身的土壤。以上二点才是驱除官话的治本之道，像睢宁那样用红头文件推动一场运动式的官话变革，多少有些治标不治本且看着像是急功近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