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礼

    1909年，中国地学会在天津宣告成立，与众多那个时代的学会一样，地学会和强学会、测量会、 农学会等一样，承载着一代人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梦想，一如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所说的，有了学会才能“学无不成，术无不成，新法日出，以为民用”。而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地理学科对于中国意义非凡，无数那个时代先进的中国人，他们的改良或革命的思路正是从认识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开始的。

    在此之前，两本重要的地理书籍改变了一批中国乃至东亚思想领袖的命运，那就是《海国图志》（1842年）和《瀛环考略》（1844年），康有为正是在读了后者之后方“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而梁启超则在读了《瀛环志略》后，才“始知五大洲各国”。在经过数次历史耻辱后，中国人终于开始明白，所谓“天下之中”的中国只是世界文明之一种，而那些过去遥不可及的“极西”和“泰西”也并非烟熏火燎之地。于是，乾隆诗中所谓“宁可求全关不开”的“理想”封闭局面终成明日黄花，华夏大地终于悲壮地进入了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

    中国地学会成立至今，百年光阴恍然而去，中国也经历了从“师夷长技以制夷”、西体中用，到追求科学与民主的过程，而我们对世界的了解也迅速超过了世界对我们的理解，通过大规模有系统地引入西方文明典籍和栩栩如生的现代电子媒介，我们既熟悉了通过好莱坞诠释的美国俚语，也经由脑袋上的大小卫星看见了非洲土著村落的一次祭祀，然而对自己脚下这片土地的感觉却在商业文明的推进中日渐生疏，除了史地教科书所构建的宏大叙事图景和想象中的虚拟认同，我们与中国乡土最大的互动大概就只有每年几次裹胁在人海中对著名景点的参观了。

    我们正在开始一本刊物，它以关注中国乡土和近代史为重点，并把历史的钩沉作为其重要脉络。地理方面，中国广袤的内陆地区是我们视角的主要落点，试图在那些远离尘嚣之地寻觅中国文化和历史推进的根脉、交融和流变。不过，这只是《炎黄地理》的起点，事实上，我们的视野是整个中华文明及其与世界的互动。与此同时，我们试图让历史直接展示自己，用第一手的文献和图片组成历史版组，让那些尘封的往事和背影娓娓道来，为我们讲述和见证历史的复杂性、多样性甚至偶然性。使之在具备收藏性的同时，也能偶然令人掩卷而思，或莞尔一笑。

    因此，这本刊物与其说是地理的，不如说是一本史地文化月刊，我们无意在众多优秀的地理和旅游或文化杂志中增加没有特色的一本，我们的诉求为描述地理，记录当下，并显示历史。因此我们的方式将是观察、描述和记录，田野调查、民族志和亲身观察或体验等方式将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而主观的抒情和呐喊将是我们力图消弭的东西。而在此过程中，我们无疑将会不断提醒自己，刊物内容需平静而有趣，厚重而隽永，从而心平气和地为与此有兴趣的读者服务。

    我们深深知道，这样的杂志大约也和社会科学一样，其内容永远没有所谓真理一样正确和准确的东西，有的只是一部分人喜欢，而另一部分人不喜欢，有的只是不断的调整和完善，并在发展中不期而遇其新的命运。所幸，这本小刊物多的是客观的东西，少的是主观的议论，所以所谓地理之诡异，历史之臧否，便留于诸君自己评说去吧。

                                                                                              是为记。                                                         

                                                                       （作者为杂志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