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宋凭栏


　　讲真话，而不是讲假话，更不是讲空话，套话。这是每个有良知有道德之人的坚守之事。但从古到今，说真话却需要一种勇气的奠基，这不能不说是东方文化中一个不好的历史传承。失去了勇气，真话就胎死腹中。
　　生活中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选择是否讲真话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源于一个人的原则和性格。有的人有原则，但性格不张扬，即便知道事情不是自己认可的那样，他的选择是沉默，或者说不屑一顾；而有的人性格直率，或者被人说成鲁莽，他觉得这件事不说出自己的观点，就如同默认了一般，因此这样的人便耐不住，要说出自己的主张。不论是用口还是笔。
　　而有的人讲假话成了一种习惯。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一是能保护自己，因为从历史和现实中，这种选择是很有市场的。的确，许多人乐意听醉人的假话。那种被人捧的感觉很舒服，虽然有的捧后来被证明是捧杀，但起码最初的感觉是舒爽的。二是假话能掩盖一种真实，这种真实如果被人尤其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人过度解读，会对自己的人生轨迹产生不利影响，有的甚至是致命的打击。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因此说真话被有些聪明之人说出傻，这也不是错的评判。
　　但如果都讲假话，这个社会良心与道德的底线就丧失了。而笔者受到的家庭、历史、文化的一种混合熏染，对假话或者空话套话本能有一种反感。当然，善意的假话可以理解。但若是恶意或者丧失原则底线的假话，便不是能欣然接受的现实。从笔者的经验来解读真话，其实和大家一样，倒不傻到什么都不懂，而是明明知道却不想或者说不屑这么去做。
　　这也许就是性格的因素。
　　讲真话需要勇气，的确是人性的一种悲哀。本来这是人性的基本要素。却因为社会的复杂与阴暗，导致讲真话的人被逆向淘汰。我们知道，在企业里，若是正激励不能成为主流层面，结局便是负激励成为一种规则，当然这种规则是不能摆上桌面，也就是人们常讲的“潜规则”。这种规则的可怕之处就在于，虽然你可以不认同或者不屈服，但这种规则会让你损失自己的人生福利，具体就是如果讲真话，很有可能在工作生活之中被人孤立，成为众矢之的孤家寡人。这种情况不论是与朋友交往，还是在官场商场，本质都是一样的。因此有些人，比如那些代表人民的人，宁可讲一些雷人之语，也很少说出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些话。崇尚讲真话的人，如果没有勇气，便不能达到一种道德的高端。
　　有人或说，坚守自己的底线，但做人要低调一些才好。当然，这种观点也不是原则上的错。对丑恶之举不做，这也是一种值得提倡的价值观。而这个社会，却不能全部如此。否则，虽然不认可或者义愤填膺，但没有言语的表述，更没有行动的支持，外人如何能确认一个人的心思，迷雾里到底走向何方？
　　有人或说，谁也不能强迫别人接受你的主张。这便是误解了笔者之意。一个人受东方文化的熏陶，应该懂得，其实这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情。为何圣人之言，在现实中往往不具流行之位。倘若谁死板遵循，往往会碰的头破血流，原因就在于人性不皆善，恶是满足人性物欲的捷径，只有恶才会不顾世间的约束。其实道德良知等等因素对人类的欲望是一个个的枷锁，人性恶的无边欲念，如果被这些枷锁束缚，便不能实现肉身贪欲的舒爽。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具备。真正的圣人、完人世间是没有的，而后世崇拜的圣人完人，不过是一种虚妄的理想物象，但绝不是简单的否定，其精神理想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那么，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讲真话便不可能成为主流。真话不如假话，就像真货不如假货便宜一样的道理，更能被人接受。比如他的文章不好，如果你指出来，他若是君子，或许不会对你有丝毫的坏处，但对方若是心胸并非如此旷达，那就或多或少在你的面前竖起了一堵墙。或许你一时并不会感到墙对你的阻塞。但或许不久，你便明显感到了这堵墙那种无形的压力。它会让你事事被人掣肘，就像民间传说的“鬼挡墙”一样，你一直周旋在某一个圆圈内，浪费了诸多精力，却一事无成。后来你才明白，人心中的鬼，成为了你事业前行路上的一堵墙。即便你有幸翻过去，它也是你成功路上一道坎坷，会让你对它记忆犹新，很难忘怀，在心底留下深深的伤痛痕迹。
　　既然真话需要勇气。那么没有勇气之人，自然就不能做到大无畏。无知才能无畏之语，是对于那些莽汉讲的。但有知更加的令人有所畏惧，这就是文化的一种悲剧。板桥先生说，难得糊涂。其实就有这一面的苦衷。他说的是官场，更说的是人生。一个有知之人，将以何种姿态面对真实与虚伪。没有知识，凭的是做人的道德本能。这样的事情导致了一个悖论，那就是往往知识层面并不于道德层面成正比，有时候甚至成为反比。这一点，西方国家如美国审判规则中，引进的陪审团制度就是对知识相对道德不成正比观点很适合的应用。当一个人面对事实出于本能的审判，往往会比一个受过知识教育（其实也是受过诸多价值暗示）的人，更能彰显社会的公平正义。而中国有些法学家，却故意忽视了这一点。
　　若说知识成为了道德的对立面，也不是事实。很多文人的风骨，比起那些愚钝之人，甚至更能说明问题。不过，背叛历史文化积淀之人，如果没有知识，说自己不懂圣人之语之意，也算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借口。但若是饱读圣贤书的文人学者，若也做了传统文化圣人之语之意的悖逆之人，这就不是知识的问题了，而是人性品德的因素在起着主要的支撑作用。
　　我们提倡讲真话，但现实是讲真话是损失自己的人生福利。这让每个人都在勇气面前过滤人性操守的密度和质量。如果套用一句话，我觉得，若是能做到“但说真话，莫问前程”，那么勇气就会充溢世间。若是考量世间利益的得失，勇气绝对会成为稀缺品。
　　面对勇气早就成为稀缺品的社会，个人的力量是卑微的，也是不足道的。而愈是这样，一个人坚做勇气的主人，频开真话之口，吐纳良知之风，营造道德之城之举，才愈发显出可贵。笔者一直以为，有些人不用讲话的方式来坚守勇气，坚守真诚，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用笔坚守。这样的人，作家算是其中一类。但不是全部，因为还有学者，普通人等等。作家对真诚的坚守，透过文字的力量，往往比讲话更能逻辑缜密，也细微至深。这也是往往文人不喜欢讲话，而喜欢写文字的缘故吧。而作家作为一个群体，发出的声音是强大的，尤其这些占据了话语权的作家，虽然一时并不能改变他们面临的困境和边缘化的现状，但如果这些作家的价值取向逐渐形成一种蝴蝶效应时，力量不可小觑。但现实却不惟意志，笔者觉得，若是成为反政府的话，这样的现实是一种负面的，也是很耐人寻味的。一直认为文人的天职就是对社会、对人性的批判，以此来纠正社会和人性中存在的丑恶之举。文化的力量是无穷的，虽无立竿见影之功，却可起到监督之效。
　　但笔者担忧的是，若是转移到对政权政党的批判，无论如何，这对政权不会是一件好事。讲真话，本来是一个人的良好本性，若是冠以对现实政权的否定之嫌，文人的批判锋芒便似乎有些超过了边界？笔者不敢断言，不过是心有所思而已。而有些文人所以远走他国，恐怕就是这样的原因吧。
　　笔者一直觉得，讲真话需要的，应是人性中可贵的勇气，而不该源于政治立场。文人的锋芒，也该在批判中显示，并取得对社会风气的引导和促改。文人若是因其他而让自己失去了话语权，那这杆如刀之笔，便成为了一根枯木，反倒失去了原来的鬼斧神奇之能，岂不是可悲？
　

                                                                                                                                                     　2012.3.8晚于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