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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是知道那个红锦盒里有奖杯的。可就在打开的一刹那，马上想到：家里还有一个，应该一模一样，但具体放在哪里，一时想不起来了。

2012年12月25日下午，京西宾馆。

中央领导和我们这些戴大红花者合影，之后是颁奖大会。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得主、长江韬奋奖获得者坐在中间，外围有中央各媒体的同仁以及北大、人大的学生，热热闹闹，500多人出席。

望着奖杯，内心充满着喜悦，顿时，一段往事涌上心头。

那是15年前，香港刚刚回归不久，许多人还沉浸在喜悦之中，谈论的热点仍是国家强盛的话题。秋高气爽，国运昌盛。像往常一样，我坐在六楼的会议室里，开每周两次固定的“碰头会”，讨论一周报纸的发稿计划。这类会，我打参加工作起就开，十几年一路过来，再熟悉不过了。会议室在办公室旁边，门分两扇，玻璃框子里绷着白沙帘，时间久了，污吐吐的。门常开一扇，人进人出，无论开启还是关闭，都会发出“哐当”的一声响。因多年在会议室开会，没有人再比我熟悉那声响了。

“碰头会”是例行公事，老声常谈，但从中能听到很多有用的信息。边听，我边将厚厚的一沓中央及各省报翻个遍，尽揽国内外大小事。时间一长，练就了边看边听的本领，哪头都不耽搁。这样的日子，度过很多年，也使我受益匪浅。多年后，每每想起，还特别留恋那段翻阅报纸的时光。

门突然开了，同办公室的小Y走进来，趴在我耳边说：“主任，你的电话。”

我赶紧跑到隔壁去接，是中国记协打来的，电话中说我的作品以全票的结果，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听到这消息，心头一震，赶紧说感谢的话。对方是位女同志，也很机敏：“别高兴得太早，还要等公示结果呢，我只是先告诉你一声。”

撂下电话，环顾左右，刚才还低着头，“认真”编稿的几个同伴，开始嘻嘻地笑起来，并拉着长调说：“是不是该请客了？”我看着他们的表情，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可还是稍显镇定地说：“是该请客了。”

在那篇稿件拿了省级头名，有资格被推荐到全国参评后，年轻的我，内心之喜悦难以抑制，回到家里，忍不住地夸下海口：“除非不往上推，如果送上去，起码能获二等奖以上。”我用了一个“以上”，足以说明内心的自信，其实内心的定位不言自明。

没过几天，早晨上班来，看到桌子上，放着前一天晚上值夜班同志转来的新华社电稿，上面有D兄娟秀的字迹，写着我的名字。他是政法部副主任，临时替班，转来的电稿是当年中国新闻奖的总目录。办公室的几位同事开始活跃起来：“这回板上钉钉，该请客了吧？”声音拉得很长。有人还整理一条获奖消息，要发在报纸上。我乐呵呵地说：“你们申请吧，不管多少，拿出一半请客。”

那年代，领导对评奖这类事，认识还有限，不怎么当回事。小Z小Y等人似乎异常兴奋，几个家伙一合计，要给领导打个报告，按惯例为报社挣得荣誉，总编是要嘉奖的。他们咬咬牙，使个大劲，申报一个数目。按现在的标准，还不够买一件像样的衣服。小Z亲自执笔，对获奖的意义有多重要、如何填补省级空白、如何能激发大家创作更好作品之类的话，估计没少讲。报告递上去，领导看了看，大笔一挥，拦腰砍掉一半。剩下的数，只够买件普通衣衫了。

小Z上楼来，情绪有些低落，不过，总算申请下来了，他们也“说话算话”，当场扣留一半，且不过夜，找一家东门外新开的餐馆，酒肉一番，尽兴而归。

得奖总归是让人高兴的事。那时年少轻狂，不知天高地厚，一激动，当着办公室同事的面放出话：“力争五年内，再拿一次三等奖（我还是有所保留，没说一等）。”

不知他们有没有往心里去，反正我话已出口，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那个年龄，对事业总有种雄心勃勃的气概。

庆贺没两天，大家还处于兴奋之际，中国记协发来传真，说要在人民大会堂颁奖，通知获奖者前去领奖。

这消息，对我来讲，如同天大的喜讯。人民大会堂，多么神圣的地方，别说领奖，就是进去参观一番也不容易呀。我兴冲冲地拿着传真件，敲响领导办公室的门。领导很镇定，看了看，用手摩挲着头，思哈几下，慢声慢语地说：“宰够的（方言，叹词，相当于“哎”），还是别去了，省点路费吧。”

如同一盆冷水当面泼来，将“混沌”中的我浇醒三分，原来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事，在领导看来算不得什么，到北京领奖之事，就这么泡了汤。

日出日落，上班下班，一切似乎归于平静。后来，奖杯是记协的同志捎来的，电话通知我去取时，我一口气从六楼跑到十楼，看到奖杯装在一个绿色的破提包里，放在他脚下。拿到奖杯，我心潮翻滚，拿回去欣赏一番后，便束之高阁。直到前年父亲来，为使老人高兴，拿出来给他看看。

新闻这行当有点像农民种地，每年有一次收成，但衡量不是以打粮多少为尺度，而是以颗粒大小和饱满度为标准，行内叫获奖或影响力。农民希望一年里风调雨顺，平平稳稳地度过，庄稼才会长得结实饱满。而新闻却不同，事多出奇，越大越好。正面的不去说，那些灾难事故，更易吸引人，容易出作品。有点像形容诗人的一句话“国家不幸诗人幸”。有了这些，新闻的“收成”就大不一样。

岁月的流逝，悄无声息。可时光无论怎么滑过，心中总隐约地记着那句“大话”，也多少担心哪位心细的同事还记得。后来尽管工作有了变动，获奖的机会也少了，可对新闻的追求却始终如一，不敢有丝毫懈怠。在新闻工作中，我拼命地去尝试、去思考、去创新，倒不是为获奖，而是想在社会的快速变革中，保持一个不被时代落下的心态。

年轻时的轻率“言语”，十几年未能兑现，总觉得欠点什么。直到去年，有两件作品（一件参与，一件原创），同时获中国新闻奖，总算给我挣回了颜面。

奖杯的顶部，塑造的是一支老式钢笔的笔尖，它似乎在提醒着我要用这样的笔去写更多的稿件，要继续努力，还不能松劲。望着它，我顿生感悟：两个奖杯几乎一摸一样，只是铜牌上的届别有所差异，这届别的距离，让我走了足足15个春秋。

这次，终于到北京领奖了。这个让我热爱、让我兴奋、让我思索的职业，占去了大半生的时光，始终魂牵梦绕般地缠着我，也把我打造成了一个职业的新闻人，常常是面对同样的事物，习惯于有别于他人的角度去思考，习惯于用新闻的尺子去量一量，会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这是多好的新闻线索”，而此时，在场的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感谢这个职业，让我有“轻狂”的条件，也有弥补的机会。

又一只如椽“大笔”摆在面前，我还能用它“写”出什么呢？我要好好地思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