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绩效’了吗？”“你们‘绩效’后能赚多少？”“‘绩效’后，你们的工作有变化吗？”从国家开始在小学、初中开始实行绩效工资后，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老师因开会或培训见了面，总会说到这个话题。而暂时还没有实行绩效的高中或幼儿园老师，更是带着羡慕而好奇的口吻打听着。也难怪，“绩效”涉及到每一名老师的切身利益，想置身事外，想说冷漠还真不容易。

身为高中老师的我，一次偶遇一位实行了绩效工资的初中老师，说着说着自然也就说到了这个话题。她告诉了我这样一个故事：由于她们学校是比较偏僻的农村初中，所以没有几个老师真正愿意担任班主任，学校的中层、校级领导就更不会说了。不仅如此，这些中层、校级领导也是不用带课的。可一听说要实行绩效工资了，她们学校一名副校长主动申请要带一个班的班主任，二个班的政治课，这样按她们学校的绩效工资算法，班主任+任课老师+学校领导，工作量远远超出了规定的工作量，自然多劳多得，绩效是相当可观的。可问题是，她们学校的这名副校长绩效是算上去了，可工作却没有真正落实下来，班主任应该做的工作，因为二人搭班的缘故，他行使手中的权力让她给“捎带着”做了，政治课主要以发卷子、学生自学为主。

听了她告诉我的这个故事，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难道仅仅因为她是普通的老师，“副校长”是学校领导吗？

这个故事看似偶然，其实在一些地区一些学校在有些“领导”身上有一定的普遍性。要想真正落实国家的“绩效”政策，不出现类似的“绩效伤师”现象，就需要我们每一个教育人群策群力地想以下三个问题：

绩效规则究竟由谁来制定？以最有利于谁的原则来制定？绩效后如何切实保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空劳不得”？

绩效，想说冷漠不容易。思考以上三个问题就是思考我们每一名普通老师自身权利如何得到有效保障的问题，这种思考不仅仅属于学校领导，也属于我们每一名普通老师，还属于上级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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